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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研究论文 在中国乡村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日渐深入、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凸显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日益引起学界的思考。在这类思考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乡镇基层权力的运作究竟呈现什么特征？这种特征对于转型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影响如何？它们是如既往的宏观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仍旧表现出亟待改变的“强国家–弱社会”状况，还是如一些新锐学者所期待和论证的那样已经呈现出某种“强国家–强社会”的互动与双赢走向？本文所评论的这部被冠之以“中国经验”之名、长达52万字、由素享盛誉的三联书店推出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就是作者吴毅花费了5年的时间调研和写作，为我们所呈现的这样一部来自于田野，专事于上述主题的著作。该书以浓郁的后现代“小叙事”分析手法，以乡村政府（组织）的中心工作、城镇化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和乡村组织对突发性官民纠纷的处置等乡村日常政治为对象，借助于其所提出的“乡域政治”分析视野，将读者引入到一个被称为“小镇”的乡村政治场景之中，让人们在一览可称为当代基层政治风情剧的种种世象变化和悖论展演的同时，也跟随作者一起去思考那些经由作者那支老辣、理性、甚至于有几分冷酷的笔所揭示出来的由故事而结构、由结构而理论、由理论而政策改造的诸种问题，并力图去进一步求解笔者在文章开篇时所提到的那个核心主题。 一、国家与社会：混沌中的强弱势纠缠 20世纪末，因社会转型而加剧的“三农”问题突出，乡村治理遭遇新的挑战。在此过程中，税费征收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它以农民负担成为影响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为表述特征[1]，引发政学两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小镇喧嚣》选取了最能代表这一历史时刻特征的一组故事来展示底层政治的实态。这些故事细致繁复，曲折生动，却又镶嵌着始终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即现代国家治理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而让这部以解释见长的“小叙事”作品承载了许多人力图在大视角下探讨的问题。 进入“小镇”这一“乡域政治”的场景，我们发现作者所呈现给我们的几乎处处是理不清剪还乱的权力“倒置”图景： 征收让基层政权成为讨要者，而农民则成了施舍者，所谓“要钱的成了孙子，欠钱的是大爷”。既然孙子向大爷要钱，干部除了自我矮化和套近乎，几乎找不到制度化的征收办法。[2]（p.608）这种奇特现象出现的背景在于国家为了政治形象的塑造而三令五申不准强制征收，这样，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围绕征收而建立起来的日常互动的主动权转向农民，制度结构上的强者（基层政府）转化为微观乡域政治行动场景中的“弱者”。 农业结构调整让“政府”成了“包工头”，农业结构调整本来是基层组织积极引导农业经济转型的利民措施，但是当这一利民措施成为上级考核指标与各级领导的升迁挂钩，就转变为一项所有风险都须由政府来承担的行政“工程”，政府由引导者变成了“包工头”。诸如小镇的藠头种植：乡镇政府承包了所有花费，保证所有风险都由政府承担，在乡村干部多次动员，工作做足的前提下，藠头下种了，一年转眼而过，结果仍然延续“工程”的“宿命”：大部分的村庄颗粒无收。农民的反应很“合理”：一年的收成没有了，咱只有找“非”要咱种的“政府”，“政府”不解决就要闹到区里。小镇“政府”虽然认为责任不能全怪在自己，不愿意赔偿，但是又害怕问题闹大，只好赔偿了农民的全部损失，“赔了夫人又折兵”。积极行政的政府要为农民的不配合和所有风险兜底，这几乎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必然前提，效果好自然皆大欢喜，出现问题“政府”就是必然的“冤大头”，——政府因为强势和主动要为弱势和消极买单。 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强弱势纠缠是中国“社会”的某种常态：一方面，农民从无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得出的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民不与官斗”，自认弱势；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弱势的角度出发，发展出的一系列日常权力技术—抗争术，讲“理”不讲“法”。“反正我没有钱，就这么了，看你们能把握怎么样？”这里“不讲理就是讲理”，你又能怎么办呢？基层的强势权力在自认弱势者面前失去了“暴力化”的合法性，暴露出其对弱势者“耍赖”的相对无奈。这种纠缠使得诸如“依法治理”和“送法下乡”等作为国家政权建设一部分的治理活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没法进行。当基层组织的正式治理技术失效，农民再进一步借助国家大政策“以弱逼强”，基层政府捉襟见肘就不难理解。但是这种表面上“官权退—民权进”的农民反制现象，并不意味着“民权”真的进了，“社会”真的强了，而是农民在当前特定“社会”条件下，以自认弱势为前提对制度裂隙与政策不接轨的利用[2]，相应的，只要基层政府做出适当调整，放下身段，当当“青皮手”，农民在争取到一定利益之后还是要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