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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论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公共性尤尔根?哈贝马斯约翰?汤普森 [摘要]：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主动地、批判性地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控制和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大众传媒中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权力的操控？这种操控的政治与文化后果是什么？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归入“大众传媒和公共性”这个主题之下。本文将在批判性地检讨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Abstract:Inthefieldofmasscommunicationstudies,oneofthemostdisputanttopicsistherolemass-audiencesplayintheprocessofmeaningproductionandcommunication.Dothemass-audiencesengagepositivelyintheprocessofmeaningproductionandcommunication?Ifyes,towhatextentandinwhatway?Orarethemass-audiencestotallycontrolledbymassmediaproducerandthuslostalltheirautonomyandagency?InthispaperIwillcriticallyexaminethetheoriesdevelopedbyJürgenHabermasandJohnThompsonandthentrytofurtherthisdebate. Keywords:MassMedia；Publicity；JürgenHabermas；JohnThompson 一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主动地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对话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是为了观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观众的直接反映缺席的时候。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生产与信息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或被政治家操纵，会不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极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是在“公共领域”流通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交谈式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