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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的监管之道研究 ［摘要］梯若尔基于理性人的传统假定，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垄断企业的目标，利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垄断规制中存在的一系列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巧妙的机制设计;加尔布雷思则强调现代大企业并不单纯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而以稳定和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兼顾其他次要目标，形成推动企业行为的“目标体系”。大企业目标和“公共目标”的不一致，是现代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梯若尔和加尔布雷思的理论相互补充，对于全面认识垄断及其社会影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梯若尔;加尔布雷思;垄断理论;比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又提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在新时代，如何认识和发挥大企业的积极作用，又克服和限制其不利影响，始终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梯若尔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市场势力及其规制”①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理论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人的假设，利用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方法，推动垄断理论沿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径获得新的进展。加尔布雷思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的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大企业“权力”的独到研究脱离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外，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迪。对两者的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对垄断及其监管有更全面的认识。 1梯若尔的新规制理论 19世纪末，垄断成为经济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石油、钢铁、制糖等越来越多的行业集中到了少数资本家手中，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并对基于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理论形成了挑战。熊彼特(1943)为垄断进行了辩护，认为垄断企业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创新活动中具有优势，垄断租金是社会用于鼓励创新的一种可接受的价格。针对自然垄断企业，科斯(1945)观察到在决定是否使用公共资金进行补贴时存在信息问题，即在不知道受规制企业创新效率信息的情况下，难以给予一个合适的补贴。面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一度采取的普遍做法是根据经验实行简单的回报率规制，即允许被规制企业把价格设定在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但这个回报率不能超过一个给定的水平。这样做的缺点在于由于企业过高的投入可以通过价格的上涨获得补偿，所以不能给予企业以最小化其生产成本的动力;并鼓励企业相对于其他投入，在资本领域的投入过多;而这个回报率究竟规定在多少合适，也缺乏一个合理的依据。由于缺乏合适的研究工具，在熊彼特的理论之后，主流经济学对垄断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博弈论的发展为研究垄断和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当拉丰和梯若尔(1986)的论文发表之时，正值各国政府在对各种不同的规制方案进行激烈争论，当时的趋势是用价格上限规制来取代回报率规制，以提高企业降低成本的积极性。不过拉丰和梯若尔却证明了这种做法也只在某些有潜力降低成本的行业有用，如果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行，则社会付出的代价会很大:难以让自己成本降下来的高成本类型企业需要一个非常高的一次性支付来促使他们参与一个固定价格计划，而有效率的公司则假装他们的成本也很高，以获得一个非常大的一次性支付。由于这种巨额信息租金的存在，他们甚至有很强的激励去贿赂规制者(“规制俘获”)，以认定他们确实是一个成本很高，需要政府补贴的企业。拉丰和梯若尔提出了一个最优机制来处理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个机制的实施过程可以这样表述:让企业的经理在了解其成本类型β(β在最低成本类型β和最高成本类型β之间分布)的情况下来自行向监管者宣布其生产成本Ca，然后，开始生产。这时，实际生产成本C被监管者观察到，成本超支为C－Ca(如果为负则为成本节约)。那么政府对企业的补偿规则t=t(Ca，C)可以下式定义:t=t(Ca，C)=a(C)a+b(C)a×(C－Ca)此处，a(C)a是一次性转移支付，而b(C)a是在成本超支时由规制者承担的比例，它们均不因现实的C而变化，而依赖于宣布的成本Ca。当b(C)a=1时，这种转移支付合同实际是一种成本加成合同，即任何超支部分都有规制者支付，而b(C)a比较小时，则接近于一种固定价格合同，鼓励企业降低成本。在这样的设计下，让经理自己选择成本类型要求经理真实地宣布企业的期望成本Ca，因为如果企业是有能力降低其成本的，却宣布一个高的Ca时，不仅(C－Ca)可能为负数，而且对应的系数b(C)a也偏高，最后并不能获得高的转移支付。相反，如果企业是高成本类型，他最好也如实宣布Ca，否则无法在成本超支时获得必要的补偿。拉丰和梯若尔的机制设计打破了人们对固定价格合同的迷信，表明了在垄断规制中具体行业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他们在单一产品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多产品的企业(1990，1993);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