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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教育“当事人”模式分析 摘要：当代大学生总体上对法治表示认同，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理念普遍具备，并正在逐步深化。但大学生了解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不够、对法治观念的理解深度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意识不强、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心理认可度不高、就业歧视问题缺乏有效解决途径。大学生对于法治的价值的认识应当脱离肤浅的工具主义，正确全面地理解法治的价值，并培育法律信仰。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教育“当事人模式”的构建实现了学生民主管理、自我管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生日常实践中养成，创新了高校学生工作模式。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教育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２４个字的识记层面，更要深入了解其深刻内涵；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模式，更应将核心价值观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养成模式。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在高校教育管理实践中，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的根本原则和目标。 １法治观念的科学内涵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重礼轻法，重德轻刑，重人治轻法治。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律传统，使得人们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法治距离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方式更是相去甚远。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核心层面理解法治观念的科学内涵。一是正确理解法治的价值。对法治价值的理解主要有工具性的和实体性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治国的工具，更应着眼于法治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和法治所要达成的社会目标。把法治的价值理解为保证法律规则的有效性，这是工具性的法治观。梁启超在批评工具主义法治观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有两大缺点，其一，立法权操于君主之手，“不能正本清源”，故法治实为专制；其二，把法律作为尺寸，把人视为可以用尺寸来度量的“布匹土石”，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故法治主义实为“物治主义”。［２］实体性的法治价值观，注重的是法治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和法治所要达成的社会目标。法治自身就应该蕴涵自由、权利、公平、正义等人类普适价值，并作为培育这些价值的一种方法。这是法治自身所包含的“善”。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社会秩序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规则的诉求就是对法治的诉求。“当我们遵守法律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３］由此可见，哈耶克强调的是法治所蕴涵的自由价值，因为法律中蕴涵自由这种普适价值，人们为了自由才会服从法律，而不是国家治理工具层面上的强制服从。德沃金则强调法治里的权利价值。德沃金认为，法治”是一种按照准确的、公开的个人权利概念来治理的理念。它不像规则本本概念那样在法治与实体正义之间作区分。相反，它要求，作为法律理念的一部分，规则文本里的规则要统摄和实施道德权利”［４］。因而，法治的工具性价值不是其价值的全部，自由、权利、公平、正义等普适性价值是其实体性价值的应有之义。法治要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尊重，是因为其自身对于这些普适性价值的契合和贯彻，这种自然法层面的评价准则才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终极标准。我们要批判单一的法治工具主义价值观，认识到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法治的工具性价值，他仍是法治的品性之一，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培育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中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中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归依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５］。在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具有至高无上性，政府和执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权力必须受制于法律。立法机关通过合理正当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必须充分表达民意，这是树立法律权威，营造法治大环境的前提，也是迈向实然法治的第一步。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而所遵守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法治的实体价值，法治国家的法律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人们在遵守法律时不是在服从，而是对法律中所蕴含的自由、公平、正义等实体价值的信仰和追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７］ ２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教育的一种实践探索———“当事人模式” 下文将以湘潭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