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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近代商人试析论文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与方法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 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 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敏主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16] 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於研究中引进了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现代化理论。虞和平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提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为早期现代化过程，其核心涵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民主化、民族化。据此，他探讨了近代商会於此进程中的自身现代化及在本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承担者」的结论。[17] 2．政治文化理论。张亦工、徐思彦曾采用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CivicCulture）一书中关於「政治文化」的定义及理论架构，对中国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理念及行为作过一定分析。他们认为资本家阶级对政治的认识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资产者从事政治的韧性」，一方面「又使资本家阶级缺乏政治眼光」。[18] 3．结构功能理论。如桑兵运用此面社会学理论从城镇社会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罢市爆发频繁这一历史现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会研究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通过对近代商会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解剖，就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敏曾利用社会心理学结构理论系统论述了早期工商资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温小鸿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粤港商人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