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嬗变与启发.docVIP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嬗变与启发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指挥棒。受其影响的教育教学方式也开始转向呆读死记、生吞活剥。特别是到明清之际，统治者一方面实施极其残酷的文化和思想专制政策，严厉禁止读书人自由思想、评议时政，另一方面又将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重要标准，这就使当时的高等教育进一步滑向死记硬背、远离社会现实的深渊。这个时期的“大学”教育基本上谈不上正常的课程教学，也就更谈不上社会实践。虽然其间有王安石、朱熹、王夫之、黄宗羲、龚自珍等历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一直呼吁倡导经世致用，崇尚实学实用，但在科举制洪流面前，其实际影响和现实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的。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格局，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也促进了传统高等教育的大分化。在时局维艰的大势下，少数书院的主办者和负责人如洋务派的士绅、维新人士等痛感于国家被动挨打的现状，试图通过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出能挽救颓势的有用人才。他们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认为师生应该以经世致用的态度认真研习传统经典，从中寻找有利于解决当下危机的答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又开始要求学生结合现实认真思索，并将思考和讨论的结论记录下来。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结合现实应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主要以师徒门第制为代表，师傅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注重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来教授学生，无形中将教、学、做结合起来。而且随着时局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经过艰难孕育之后，开始自发地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注重开设实用性课程，经世致用。虽然这些思想不完善也不成体系，但一定意义上为以后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指导价值，可以将其作为我国早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雏形。 曲折探索期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初步成型于1900前后的北洋、京师、山西三所大学堂，成熟于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的颁布实施，繁荣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先学日本，再仿美国，后法苏联的基本路径。洋务运动以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救实践，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办各类新式教育机构培养所需人才。洋务学堂高度重视操作实习，把实践环节引入教学过程。以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为例。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奏折中即指出:“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1］444他认为，驾驶课程的教学应该“由海口而近洋，由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徵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今日聚之一船之中，他日可分为数船之用，随后新旧相参，践更递换，冀可渐收实效”［1］445。从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至1905年12月，共造各类舰船40艘，不断加大学生参与实践的程度，从第17艘“艺新”轮开始，无论船身还是轮机，都“放手自制”。船政学堂学生优秀的实践能力不仅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屡屡肯定，也得到了当时外国人士的高度赞扬［2］。维新思想兴起后，首先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具有部分近代高等教育内容的京师大学堂，开启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先声，开始注重将教育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如以美国学制为蓝本设立的北洋大学，从1895年开办之初就明确了“立学自强”、为“与各国絜长较短”而培养实用人才的办学目的［3］，秉持“实事求是”为宗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进入民国以后，凡是那些办学成就突出的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等，在强调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透彻理解和掌握的同时，也都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和特色，就是“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4］。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主要是以实验验证型的方式为主，多侧重于实践的工具价值和外部功能，注重通过实践教学深化理论知识的理解，通过动手操作、搜集资料等方式验证课程中的已有知识和结论，或者移植他国原有的成熟经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和掌握各种基本实践技能，满足于现实需要。 转型蜕变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社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观点，实践是基础，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们的认识的发生、发展、检验及归宿都离不开社会实践，人的全部认识活动都是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5］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观点，成为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