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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俊昊电影叙事与文化思考 摘要：奉俊昊电影的特色体现在其“悲感”叙事、底层人物的塑造以及社会问题意识的觉醒上。“悲感”叙事表现为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底层人物的塑造则体现出对父权家长制缺失下母亲角色的悲情化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而奉俊昊电影的叙事根源离不开韩国特有的民族心理“恨”文化，近代灾难不断的韩国更是加深了这种“恨”文化所衍生出的遗憾、无奈与悲愤之情。同时，国家宏观政策与电影分级制的助力，更使得奉俊昊电影走出国门，登上世界电影舞台。 关键词：奉俊昊；“悲感”叙事；底层人物；“恨”文化 韩国电影在历经日本殖民统治、朝韩民族分裂以及军事独裁专政等曲折与磨难之后，终于在1996年事前审议制废除与“制限上映可”分级制之后迎来空前发展，并以一股势不可挡之势迅速席卷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而奉俊昊以其“悲感”叙事、对底层人物的深刻关怀、对“恨”文化这一民族心理的准确拿捏，以及极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深刻发问立足于电影界，成为引领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坚力量。研究奉俊昊电影并非要将其叙事技巧、拍摄风格奉为圭臬，而是要剖析其不同于他人的电影叙事魅力，以及隐藏在其电影内部的深刻文化表征与问题意识，并建构新的能指与所指。因为对于一位电影导演来说，思想内涵是其电影的灵魂，而并非其外在形式。因此，在通过文本分析总结其类型化系统中较为恒定的叙事模式的同时，挖掘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反思，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具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一、“悲感”叙事：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 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兼具惊悚、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元素，展现出奉俊昊驾驭不同题材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具有“电影作者”气质的导演，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往往在某一方面保持着相对共性的叙事特征，这些叙事共性体现为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所带来的历史记忆的追溯与时代的阵痛，从而形成奉俊昊电影所特有的“悲感”叙事情结。奉俊昊电影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杀人回忆》与《汉江怪物》都取材于真实事件与备受关注的焦点新闻。这两部影片在还原真实案件始末的同时，展现出时代的阵痛，以及相应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与韩民族关于时代创伤的集体记忆。《杀人回忆》故事原型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韩国京畿道华城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件，折射出暴力的独裁背景下混乱的社会状态与沉痛的集体反思。它将连环杀人案的社会成因与当时军事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的韩国“社会特质”相结合，将大时代背景与小人物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并通过复杂的二元建构揭示出生活在社会生活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洪流的旋涡中命运不可自控的悲剧性，勾勒出一幅韩国民众众生相。《杀人回忆》回忆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环杀人案件，而是对整个混乱年代社会的集体“回忆”，大家不得不面对“凶手”是谁的问题，时代造就了杀人恶魔，而身处那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历史的“凶手”。《汉江怪物》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一只怪物手中救出小女孩的故事。它借用怪物的类型叙事外壳，将关于“家文化”的传承，政府无作为的“社会议题”发问以及韩美历史遗留问题的考量裹挟其中，在无形之中将韩国的历史地位与民众对独裁和强权的不满与愤懑巧妙地通过影片外化出来。两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集体深思，更是对遗失的“我们的东西”的追溯，这种极具时代反思性的特点，展现出对时代价值的重新注解。此外，韩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体现在电影的选材与时空设置上，更是深深植根于影片主人公的命运中。《绑架门口狗》中，男女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心理状况与2000年以来韩国经济在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快速崛起时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与一时无法适应的国民心理精神世界的空虚相契合。而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父权家长制文化更是《母亲》中母亲悲情化的根源。《雪国列车》尽管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科幻末日题材类型片，但柯蒂斯身上所表现出的人类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仍然是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观。《玉子》中，美子与露西之间是一场关于动物保护与超级转基因物种的博弈。主人公的命运处境与韩民族每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形成了想象性的同步，这或许就是民族的创伤经历在文艺作品中清晰可见的证据。 二、底层人物：母亲与弱势群体 电影人物是电影观众实现镜像认同的最有效载体，人物形象是否饱满往往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叙事张力。奉俊昊电影中的人物设置总是集中在底层人物上，他对底层人物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关注，他热衷于将主人公置于绝境，寻求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而其影视文本中，又以父权家长制形象缺失的悲情母亲形象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这两类底层人物的形象描摹，揭露出前现代文明无法逃脱的”父权”桎梏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一）悲情化的母亲形象。在奉俊昊的六部长篇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