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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的价值性与现实性探索 本文 宪法学方法论实质上关涉宪法学者如何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宪法学应不应该去价值化?宪法学的价值有涉是否影响到宪法学的科学性?同时,针对宪法与政治、社会的本质联系,宪法学应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宪法学是否可能沦为社会存在的婢女?这些均是进行宪法学方法论研究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宪法学方法论错综复杂,有些甚至是两种或者多种立场的综合。价值法学、法律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成为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宪法学的方法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然而,宪法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共同体的规则1,宪法的产生、形态、地位、效力、功能和实施机制等不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学方法论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学方法论。笔者试图以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和现实的立场为划分标准将西方学者有关宪法学的方法论进行类型化,相对地将宪法学的方法论分为四种类型: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和整合型的宪法学方法论。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学方法论并非可以截然分开的,如以规范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可能承认价值有涉,也可能并不排斥现实宪法。这终究是大体上的分类。 一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 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是从应然的角度对观念宪法展开研究,主要源于自然法学和价值法学的理论支撑,源于历史所展示的绘制现实与通向未来的智慧。应然与实然的思想对法学方法论及宪法学方法论的不断进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最早迈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也正是在这里,一些富有智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最早开始了人类对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思索和诠释,这一诠释是以法的应然与实然范畴中自然法与人定法相关联的侧面而展开的。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5自然论6中首次提出神法与人法之分,神法就是自然法[1]。西塞罗在5国家篇6中所宣称的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2]就已表达了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论虽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但它并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于整个法学历史之中。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代理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时至今日,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已为法学理论及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对价值法学的主要批判来自休谟的价值与事实存在鸿沟的二元论。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3]。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o。而2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的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4]8。他认为,应然原理只能通过其他的应然原理来创立和证明。[4]1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虽然承认应然不能从实然推出,但认识到了价值法学的重要地位,这无疑对价值宪法学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二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 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排除应然只研究实然的观念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泛自然主义的思潮密切相关。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获得巨大成就,自然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如此成效卓著,为什么在社会学领域不会同样成功呢?于是,西方知识界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扩展到社会领域。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纷纷以自然科学为范例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方法,从而被认为是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