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综述.docVIP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综述 宋王朝建立以后，接受了唐末藩镇割据、政权旁落导致唐代衰亡的教训，从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使得生产能以恢复和发展。徽、钦宗事变前，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人物繁阜。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京（开封），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派“柳陌花衢，新声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调弦，但习歌舞，不识干戈”的昇平景象。南渡以后，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每年向金纳贡称臣，也得到近百年的屈辱偏安。“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食货志》）。本系富庶之区的江南，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社会经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农副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宋代的农副业生产，随着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改进，垦田，兴修水利，以及良种的选择和推广，在南方，又有套间种轮作等实施，农副产品的品种和产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水果、花卉、纻麻、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蚕桑业的较大发展，为商业、手工业、加工业乃至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副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物产中的盐、茶、酒、香（香料、香药）、礬五种由官方经营，同样进入市场。于盐“、天下盐利，皆归县官”；于茶，则为场置吏，采茶之民统归“山场”，岁课作茶输租，其馀全部由官府发卖；于酒，在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造；于礬，设官典领，所产入官市；于香，则因其为利甚丰，以官为市。官卖各项，对私相贸易者禁罚极严，尤以茶礬两项为最。宋代的手工业产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术精良的名产，诸如太原的铜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织锦，定州的“缂丝”，温州、临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窑及南宋景德镇的瓷器等为是。矿冶、纺织、酿造、造纸、印刷、陶瓷、造船等行业，其技术和规模都甚于唐代。仅矿冶业中的信州铅山的铜铅开采，募集人数竞达十馀万之众，昼夜开采。 总之，由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可供交换的剩馀产品，品种和数量也随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书籍等新品种之外，“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之物，竟至“无所不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市场的城镇也大为改观。城市面积有了更大的扩展。原来有所谓内外两城（子城、罗城）限制的苏、湖、明、台、严、徽等州及绍兴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与贸（市）的区分也已名存实亡。乡镇间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铺席（摊档）在继续发展。汴京等大型都会，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营业时间上的限制被无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无论冬晴雨雪均不间断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庙集，专业化市场，如药市、蚕市、灯市、鼓扇百索市、乞巧节等节令性市场，名目多，规模大，称之为“万姓交易，无所不有”。成交额往往大得令人惊诧咋舌。据有关史科记述，仅东角楼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临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自大内和宁内外，“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头，其成交则动以万数。就连端午节用的菖莆之类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万贯以上的交易额（耐得翁《都城纪胜》）。 为了交换之便，就经营同类货物的商户“，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传统地点集中于一处，使市场专业化，由此而出现“行”、“团”、“市”、“作”。如肉行、鱼行、酒行；花团、青果团、鲞团；珠子市；腰带作、篾刀作等。与商贸活动相协调的服务业应运而生。客舍业，解决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们在疲惫转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还有吃喝玩乐的去处。宋代的服务行业分工细，项目多，如养马，每日有人专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有供鱼鰌；养鱼，供虮虾儿。修磨刀剪、扫街盘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间等杂活亦有人为之。货物中转、储存，运输用具的提供等等，为商旅之人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作为商品交换媒体和手段的货币，流通量大，形式多样灵活。为适应交换之需，宋代曾大量铸造铜铁两币，但尚不敷使用。市场上有凭信用交易的“赊卖”。除此之外，还仿效唐代的“飞钱”，印制“交子钱”，设有“交子务”专门机构，确定兑换值，加强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钱”在市场上已广泛用于流通。 充作货币的银的使用也日益增加。为市场承认的交换形式多种多样，支付手段极其灵活。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于商贸，进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价值，而且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总之，由于环境比较安定，两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力，继唐代之后，又有新的发展，物产殷实，市场繁荣。商贸活动，包括民间、官办，国内、疆外众多方面都表现十分活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性商品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宋代的水产品贸易，可借助于东京汴梁和行都临安以窥其一斑。通过当时的这两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观测，考察它们与国内市场、地区间联系，以及它们和边境外少数民族、域外的往来。就形式而言，宋代国内市场有铺席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