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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利下法律排斥问题分析 事实表征:农民“法律排斥”的法面目 从宪法规范层面看，宪法规定的权力是所有公民的法定权利，宪法保障的是所有公民的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然而现实是:农民经济上的贫困、政治参与的不足、社会权利的缺乏、权利的不平等享有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这些问题正是农民“法律排斥”的事实表征。(一)部分权利:宪法有规定，但并不完善1.农民选举权的不对等。宪法对公民的选举权有明确规定，但现实国情下，农民的平等选举权未予明确。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此规定，农民理应享有选举权。但农民拥有选举权，与在多大程度上能行使选举权，却很有差别。因为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农民的平等选举权，也由此产生了相关立法对农民的代表权与城市居民代表权的差别规定。如1979年《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延续到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正统一将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规定为4∶1。安排各级人民代表名额时，农村社区人民代表的人数仅及居民人数相当的城镇社区人民代表的1/4，换句话说，四个农民的选票只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选票。显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赞成2747票、反对108票、弃权47票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此次《选举法》修改最大的亮点在于确立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则。将《选举法》第16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的参政权因此会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然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农民自身等多方面的因素，农民参政权的真正实现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现实中有些情况是，“农村来的人大代表，基本都是‘农民精英’，他们已经不是纯粹农民，要么是乡村干部，要么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农民无法选出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这种代表性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广大普通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无法对自身利益进行充分表达和有效控制。”〔7〕有学者指出“选举法的修改体现了国家在实现农民选举权平等保护上的努力，但若仅仅提出立法上的形式平等，则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是无法处于同一起点的，仍然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8〕2．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不明确。《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在民法理论下，农村集体既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单位，那么，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而言，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中的“集体”如何界定〔9〕，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主体，其与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明确。同时，由于农村体制的变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缺位，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虚置。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民实际享有了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但作为所有权核心内容的处分权却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农民享有的这部分土地权利及其他产权还会受到来自政府及其他势力的种种剥夺和侵犯，如有些地区征地不征求农民意见，补偿标准农民无权商谈，补偿金不到位，失地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进行，规定并不明确;补偿标准极不合理;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补偿程序不完善，缺乏司法救济〔10〕。对此，温家宝总理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11〕(二)一些权利:宪法有明确规定，但未得到相关立法的落实1.农民结社权的悬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表明公民享有结社权，但具体到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体，却并不平等。如国家制定了《工会法》、《妇女权益保护法》、《青少年保护法》等，这些群体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法律法规，也都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如工人有工会、青年有青联、妇女有妇联。随着经济的发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