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元曲女性婚恋意识.docVIP

小议元曲女性婚恋意识 摘要：元代是女性伦理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元杂剧是其重要载体。这种伦理意识又集中地体现在婚恋意识之中。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一见钟情”的追求，实现了从“贞节烈妇”到“红颜知己”的升华，表露出了对门第观念的轻蔑，并从“休妻”的无情超越到了“休夫”的无惧。成为中国古代女性伦理意识自觉的先驱之一。 关键词：元杂剧；男权；女性；伦理意识 历史上，封建礼教的桎梏将女性牢牢地禁锢在闺阁庭院之中。与之相应，她们在文学中的形象也只能是符合并彰显礼教规范的形象。而到了元杂剧中，这种状况得到了转变。元杂剧中“创作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女性艺术群体，无论在人物形象结构的革新和审美意识方面都具空前的意义”。〔1〕元杂剧中，冲破男权意识形态藩篱的女性形象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剧、爱情婚姻家庭剧和道德情操剧中。在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倾向，但是她们身上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制约的挣扎和反抗。因此，透过这些形象既可看出元代女性伦理意识传承之外的发展，又可呈现其媚俗、皈依而又超越于传统之上的多元化的伦理意识形态。 一、以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为核心的婚恋伦理意识 现存的元杂剧中，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题的就有４４部之多，其所显示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爱情意识的觉醒。 １．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对一见钟情的追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唯一合法形式，正如《诗经?南山》所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男女双方根本没有自主权力可言。元代程朱理学影响弱化，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共存，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游牧风尚也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记载：“浙西风俗太薄，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可见，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已使女性有了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和自主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两情相悦、一见倾心的爱情模式渐成人们心仪的目标。在元杂剧中，这种一见钟情的爱情比比皆是。如《西厢记》中的莺莺和张生，《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裴少俊，《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和郑元和，《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和王文举等。与前代不同的是，元杂剧中着重突出了女性对一见钟情的主动性：莺莺于佛殿初见张生的“回顾觑末”，斋堂上的“目挑心许”，月夜联吟的“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将自己的爱慕之情大胆表达。 元杂剧中的女性，在爱情遭遇横加干涉时，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胆直率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这些女性形象的大胆和果决，而冲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２〕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私奔或先合后娶的大胆行径则表露出这些女性在婚恋观上的进步性。 ２．从“渔色”到“才貌双全”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中，女性参与社会职责的消解使得男性对女性的赏爱仅限于女色。在文学作品中，“渔色”的观念以唐人传奇表现得最为突出。唐传奇中，男女相恋大多以男性钟情于女性的美丽为开端，女性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这种建立在单向的“渔色”基础上的爱情，最终只能以女性的“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为代价。 与之相反，元杂剧中一些篇章则更多地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选择权。《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就说：“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颇有意味的是，元杂剧中的女性们也首先把外貌作为理想配偶的标准。《西厢记》中莺莺说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顾，不由人口儿作念心儿里印。”令她心动的不是门第观念，只是外表的吸引。可贵的是，她们也没有停留在外表上，更看中的还是男子的内在才识。这一改唐传奇中男子单方面“渔色”的倾向，显示出元代女性人格要求独立的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是有历史局限的，有着明显的、在女性觉醒的征途中出现的男性模仿的痕迹，但对于前代而言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３．从薄情寡义的“始乱终弃”到用情专一的“至诚种”的升华 在唐人小说中，青年男女婚恋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霍小玉在与出身名门的陇西才子李益欢会之初，就预感到自己“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命运，因此，只求李益给予“八年之期”的幸福生活，之后任他“妙选高门，以谐秦晋”。然而，李益却未及日久就违背誓言。（《霍小玉传》） 在元杂剧中，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行为也受到了有力地挞笞。婚恋剧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白衣秀士，后又都得中高官，但他们并没有“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３〕《破窑记》中的吕蒙正，高中状元后富贵不易妻，忠于爱情，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内心期望。 ４．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期盼 终成眷属是历代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