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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商品经济与法律调整 本文作者：王利明史际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人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认其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借助法律形式操作改革过程,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下面,我们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法律调整是改革的内在要求 社会经济秩序是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相适应的。不同的经济生活条件需耍有不同的秩序和维持秩序的机制。从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厉史来看,自然经济往往与人治和任意的行政权对社会的支配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世纪庄园经济条件下,上地之上的行政权是支配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以及经济秩序的主耍力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隶属关系转化为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化削弱了行政权对社会关系的支配力,井要求建立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法律调整机制,否则,社会经济就会处于无序的状态。所以,即使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极力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在不干预经济的同时,要制定市场规则,承担维持社会公正与秩序的职能。近现代的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法治完备,社会和经济秩序井然,宏观和微观管理水平高,哪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化程度和效盘就高,就能在各民族的竞争中跻于先进行列,否则就只能落伍。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更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无序状态中自然形成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是伴随着国家强有力的组织活动和法律的调整而实现的。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也是因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通过建立商品经济正常秩序而实现。在当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法治已成为商品经济秩序的内在耍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法治即法律调整,指示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井规定违反规范的后果,其实施通过统一的司法予以保障。“人治”则等于长官或个别当事人的任意,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一事一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人治条件下,人们崇尚的是权力而不是普通遵守的规则,因而难以避免唯意志的强制命合和瞎指挥,必然造成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损害。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建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规则,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因素,使经济稳定地发展。回顾改革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井没有充分发挥法津调整在改革中应有的作用,因而极大地妨碍了预定目标的实现。由于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人们存在着只要放开搞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心态,国家推出改革措施,往往不从法律和触会秩序的角度考察其可行性,结果出现了地方、团体和个人无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经济活动当事人普遍无法律依据地进行活动,某些执法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导致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甚至大量发生盗窃、哄抢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现象。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人治”,缺乏民主和组织纪律性,郧视依法照章办事的落后传统造成的。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关于法律与改革措施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和观念,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从而使改革获得成功。法不是束缚人的改革积极性的障碍物,而是按改革耍求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关系调整器。近年来无序状态之所以有所发展,一与许多人把法当成束缚人的手脚和妨碍改革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在立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不能按照改革的要求和出台的改革措施及时地立法,而是强调“等一等、看一看,,,让人们在浚有法或必须违反已有法律的前提下去进行“试验、摸索”。这样,人们的手脚似乎是放开了,但等到把问题“看清楚”以后,因秩序已乱,法律的权威已遭破坏,再立出法来,重新整治秩序已经十分困难,而那些趁机“捞了一把”的人,也早已逃出法网,从而大大诱发了那种“捞得着就捞”的投机心理。上述情况在执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机构随意改变法律的规定,开口子,放“政策”,为了开放、搞活,可以任意减免税,可以不执行合同法,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理论上,许多改革“理论家”完全把法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公然藐视法律。例如,企业法刚刚施行,就有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在连篇累赎地为它唱送终曲了。殊不知,如果没有法的规范,企图依靠社会的自发行为来达到和谐的秩序,那将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低效和无序,美好的改革愿望和措施不能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国外的改革教训也可供我们借鉴。民主德国60年代进行放权改革,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发挥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的作用而遭到失败1,匈牙利党中央书记内梅特在总结形势认识到,改革中出现严重困难,是因为匈牙利经济缺乏组织性,价格、税收和企业改革等措施,没有与法律体制的相应调整结合起来à。法律调整不仅仅是改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改革的前提,而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内容及其运行规则的必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