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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理论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学习和贯彻《决定》的过程中，我们更加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必须讲。 坚持马列的国家理论，不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 有论者称，“治理”是新词新意，表述了社会转型的新信息；或认为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方向的全面调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提岀“治理”，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相继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坚持依法治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根本不存在离开这条历史必由之路的“社会转型”和“方向全面调整”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语词中，治理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是“政治统治”与“国家管理”的简称，它的理论根据，不能不溯源到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从中我们看到： 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往的剥削阶级国家，都是少数人剥削和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国家，但它却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自居，以公共权力、社会机关和社会主人的姿态，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它本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统治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但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它又要调控阶级对立，缓和社会冲突，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使这种“秩序”合法化、固定化，甚至“神圣”化。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并要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的国家。但它仍是阶级国家，并非什么“全民国家”。西方治理理论宣扬治理一词是中性的，国家权力属于所有人，是公共的，应当被用来为全体公民谋利益等，某些人对此“照抄不误”，不能不说是对马列的国家理论缺乏起码的了解。 2.统治与管理的关系。“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马克思说亚洲的古代政府，都执行一种经济职能，设立负责灌溉、排水和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等的公共工程部门。到了现代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等，更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说，进入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列宁进一步提岀：“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28又说，“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31。这就将“统治”与“管理”的内在联系讲清楚了。我们党从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岀发，将马列国家理论中的“统治”与“管理”合称为“治理”，释为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足见治理与管理不是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西方治理理论片面强调治理与管理不同，称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手段是强制，系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而治理的主体是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共治，是主动的、双向的。说管理就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这是将管理混同于管制。即使管理国家大事，我们党和政府也历来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不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吗？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毛泽东就提岀：“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随后，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对比前后西方兴起的各种管理学或企业理论，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无疑更新、更高、更深。 西方许多学者把社会说成抽象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不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揭示社会、国家、个人（公民）的关系。在古代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