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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深化下金融法的新进路 我国正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朝纵深方向发展，社会转型持续加快。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如何推动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突破金融活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瓶颈，是新时期作为规范和保障金融发展制度基础的金融法所面临的重要命题。在收入分配调整与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受“行政主导、营利至上、管制中心”思维范式影响的金融法似乎有点捉襟见肘而略显尴尬。为了充分回应金融法的时代使命与现实需求，金融法的研究和制度构建应当实现范式转化，在平衡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外追求金融公平，并且可以尝试超越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通过法律赋能即创建相应的制度环境提升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金融活动、实现金融权利的能力，以最终实现金融公平。 一、传统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反思 尽管我国金融法远未到达统合立法阶段，但以不同金融业别为区分的分散立法之中也存在着体系化的联系。有学者将金融法分为金融监管法和金融交易法，①认为金融法调整纵向的监管关系和横向的交易关系。也有学者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将金融业的国家协调关系细化为金融市场规制和金融调控，进而确认金融法的体系包括金融机构组织法、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和金融经营法。②理论上的体系化分类为我们对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分析提供了路径和方向。笔者尝试遵循理论体系的路径对金融法的运行进行检视，发现金融法制度的设立和运行无不呈现出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而展开的特征，并且由此形成了政府部门及大型金融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利结构。尽管金融法制在努力追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调和，但却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以下需要我们反思和检讨的问题: 首先是监管中的行政主导色彩。通常而言，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政府监管主要是由具体负责某一具体业别的监管机构依据其行政权限所实施的监管，而自律监管则是由该金融业别的市场参与者所组成的行业协会所实施的监管。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业协会往往受到该行业的监管机构掣肘，易言之，政府监管已然凌驾于自律监管之上。甚至是金融市场上纠纷的解决，行政权也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强行政弱司法的诡异态势。事实上，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监管既非政府监管部门一己之责，亦非其力所能逮。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处在金融市场第一线，相比政府监管部门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发现违规行为。在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之下，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其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其次是交易中的营利至上理念。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是由于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错配，造成了金融资源的畸形配置以及交易主体地位的失衡，进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形成了营利至上的理念，金融活动不再以调剂资金余缺和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而是陷入了一种片面地追逐利益的怪圈。这种营利至上理念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法制的放任而形成的结构性原因。例如银行业长期存在的高利差现象，就与银行业垄断造成的信贷资源分配失衡以及利率结构不合理不无关系。③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银行客观上获得了制度上形成的利益，主观上也积极地争取和维持这种利益，以获取超额利润。④营利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产生于制度设计的缺失。如在新股发行定价中，由于缺乏对发行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规制，新股发行价虚高，上市公司大肆圈钱，中介机构赚得盆满钵溢。除此之外，金融法律制度容易被规避以及监管乏力也间接助长了营利至上理念。譬如尽管金融法制对于投资者适当性以及风险提示高度重视，但许多形式上的程序会被金融机构操纵。比如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容易在金融机构的操纵下轻易地实现规避，风险提示的过程也往往只是走走过场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如银行理财产品虽然不允许承诺收益，但事实上保证最低收益是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潜规则。可以说营利至上理念的形成与金融法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制度不合理给营利至上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营利至上理念又进一步绑架和突破制度，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是调控中的管制中心主义。管制中心主义与行政主导色彩关系密切，管制中心主义是价值取向和实际效果，行政主导色彩则是手段选择，金融市场的管制依托行政权力的主导，而行政主导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管制中心。管制与自由相对应，两者处在金融监管和调控的两端，经历着长期以来在加强管制的效率缺失与放松管制的秩序紊乱之间的治乱循环，⑤从金融市场监管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视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片面强调管制也并非明智。⑥但是检视我国当前金融法的运行状况，管制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就利率管制而言，我国当前银行存贷款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