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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的美学革新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过，人的思想就像宗教一样也有其纪念碑，这就是建筑。徽州古民居，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1999年12月，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1]徽州在历史上是个移民社会，中原的精英人士南迁后，汲取了中原和土著的文化精华，彰显出巨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徽州古民居体现了儒家、道家、释家等多种文化的交融，“涵义最完美的建筑历史，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的全部事物。”[2]徽州古民居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加上徽商文化的传统凝聚而成的，其间渗透着新变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楼居：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建筑文化的融合 徽州的土著居民为山越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他们在山间潮湿、多雨的亚热带气候环境中，采取干栏式建筑模式——楼居结构。山越文化“是开发江南山区的先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吸纳融会多种文化而逐渐生成的新质文化，其中包括原住民文化，吴、越和楚文化成分，甚至包含良渚文化若干因素”。[3]良渚文化的房屋以木构为主。干栏式木楼为穿斗式木结构，木材从当地的山中就地取材，一般为杉木，房屋的开间不大。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中原地区战事频发，民不聊生，北民大举南迁，徽州山高多屏障，如世外桃源一般，成了北民避难的胜地。南迁的居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业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文明。当先进文明融入到后进文明后，发达的中原文化很快就反客为主了。北方的合院采取抬梁式架构，用材粗大，开间也比较大。徽州民居楼居式的结构，大多采用两层楼，也有少数三层楼，有的在地面上铺设木地板，用来通风隔潮湿，避免湿气直接对人产生影响。徽州民居“汲取了干栏楼居开敞的堂屋和挑台特征，将正中厅堂扩大并半敞开，与天井空间连成一片”。[4]26在厅堂部分采取抬梁式结构，空间的跨度较大；在空间较小的卧室则采用穿斗式结构。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发达，长期为政治文化中心。其建筑文化以北方官式建筑为基础，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到了徽州后，徽民重视宗祠建设，维护同一氏族的权威，在建筑中体现等级化，甚至直接用门联、匾额体现封建的伦理秩序，广设牌坊标志。诸多的建筑形式，都能体现出中原建筑文化重伦理的痕迹。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里，女性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男性是家中的家长，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就民居空间的使用来说也是如此，严格的女教观念使妇女的活动区域很小，大户人家的女孩在出嫁前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阁楼里终日学习女红或者抚琴作画。闲暇的时候，也只能待在美人靠边欣赏室内的风景。 二、型制：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展现 徽州山多地少，人口多，可耕地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平地上建造房屋，宅基地显得比较局促，民居的建筑布局紧凑。加上明朝时期，皇家对建筑的规定很多，住房的等级也会根据官员的级别不同有所差异。明朝对建筑规定森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藩王称府，官员称宅，庶人称家，住宅建造大小亦受限制。王侯、官员按等级造房，庶人只能造“三间五架”之屋。徽州民谚有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刺激了徽州重商的传统。徽商在明清之际，驰骋中国商场几百年，甚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可见徽商的足迹遍布中国；徽商的繁荣极盛，富可敌国，可见当时徽商的影响力。发迹后的徽商回到家乡买田置地，荣归故里，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的民居建筑和祠堂、牌坊、书院等公共建筑。虽说地处山高皇帝远的徽州，但皇家对建筑的规定徽商是不可违背的，只有另辟蹊径，在新变上做足文章。在山光水色的映衬下，徽州古村落宛如“中国画里的乡村”，魅力四射，韵味无穷。从外观上来看，青砖、黛瓦、马头墙，这是徽州民居的共性之处，但具体到每一家每一户，又会根据宅基地的大小、地形、地势，结合主人的个性和审美追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穿行于徽州民居间的小巷，置身其间，经过每家每户，从门楼到房屋的装饰，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户，这就是徽州民居的独特之处，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 三、风水：改风改水为徽人服务 徽州民居追求“枕山、环水、面屏”，形成枕山环水、依山傍水、背山面水的格局。在徽人眼中，理想的村址是符合风水观念的，要遵循“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5]徽人重视风水由来已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说：“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王明居先生认为：“风水，就其存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