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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 Arabic 1 — 谈写作中的读者意识-文档 谈写作中的读者意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写作中比较注重“写什么”和“怎么写”，却不太注意“为谁写”。忽略这一点的后果是，写作往往变成了私人化话语，失去了与大众沟通的可能。“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是盲目带来的孤独。  传统写作学强调“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忽略了“为谁写”的问题。也就是说，只强调写作是“自我抒发”，而忽略写作的“沟通社会”。按照现代写作学的观点，一个完整的写作系统包括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写作受体即是读者。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写作中的读者意识。  在西方的新闻写作理论中，什么事情有新闻价值？读者感兴趣的就有新闻价值。新闻应该如何写？按读者想要知道的先后顺序写――他最想知道的最先说，然后想知道的接着说，还想知道的继续说，不想知道的就不说。这就是读者意识。  写作活动不只是创作的活动，它还包括文学读者进行阅读鉴赏的活动。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鉴赏，创作的文本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读者是文学活动的又一基本要素。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既是从作品中了解的思想，了解作品中描写的人情世态的活动，同时也是读者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联想而使作品内涵在头脑中具体化的活动，这就涉及读者再创造的问题。西谚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莱特”之说，中国古语也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都触及读者阅读的再创造性质。  比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写的《格列佛游记》，其基本主题是嘲讽时政，通过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对英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批判。自称该书创作的目的是“使世人烦恼而不是供他们消遣”。但时至今日，作品表达的原有含义已经淡化，倒是作品中那些带有幻想色彩的描写使人着迷。出版者将之改编为连环画，使广大少儿也能够阅读。结果在历史的演变中，小说由原来的政治讽刺小说变成一般性读物，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把它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认为它包含鼓励儿童了解世界的外向化的价值取向。  再比如，中国南宋时岳飞的《满江红》被诠释为爱国主义的名篇，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激励了许多爱国青年们的斗志。从词作文本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来看，它当然包含了爱国思想，但更主要的是表达忠君情愫。可以说爱国在岳飞那里只是忠君的具体化，它同近代爱国主义者将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原则是不同的。由此可见，文学阅读的接受活动对于文本意义具有能动的再创造作用。  朱自清说：“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因此，在动笔之前就要对“写给什么人看”有大致明确的目标。其实，在作为叙述者讲述故事时，心目中必然要有一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  比如，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前言中就设定了接受者：“有关可怜的维特的事迹，凡是我所能够找到的，我已经尽力搜集了，并把它们呈现在你们面前，我知道你们会因此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品格，你们不可能抑制自己的钦佩和爱慕，对于他的遭遇，你们不可能吝惜自己的眼泪。至于你，善良的灵魂呀，你正在感受像他那样的苦恼，从他的悲痛中汲取安慰吧。如果由于命运或者你自己的过错，无法找到一个更亲密的知己，那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  叙述者在这里对接受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应当是钦佩和爱慕维特品格的，为他的遭遇而伤感的“善良的灵魂”。任何一位读者要想真正领会叙述者发出的信息，就不能不尽可能地向那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的身份与心理接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叙述者期待着叙述接受者能够感受到维特的苦恼，能够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这意味着叙述是个双向的活动：一方面叙述者在讲述，另一方面在接收故事的信息时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离开了叙述接受者的特定条件，这种双向活动就不会发生，所期待的阅读活动也就落空了。  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叙述者也十分强调读者的反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述者的序言中就要求：“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红楼梦》的叙述者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痴，谁解其中味？”显然也是在寻求真正知音、“解味”的读者。  现代写作学把读者作为影响写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强调写作时必须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写作活动中必须考虑读者因素，对于学习写作和研究写作都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来讲，写作中的读者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向读者传输有益的知识、信息及人生智慧，使读者认识自我  首先，科普文、学术论文等实用文章，最直接的功效就是传授知识，传输信息。文学作品也有传输知识的作用。人们总是力图通过文学作品发现历史规律、社会本质，熟悉人类某种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