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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生态永恒关系 人类不断扩建城池、宫室、园林、道路,使建筑活动的产品越来越高大、美观、实用,这在极大地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也使各种精神层面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与之对应,人类付出的是使自然界失衡以及难以持续发展的代价。以一种传统的说法,“天人合一”已经演变为“天人”关系的急剧恶化。建筑活动必须要解决的是人类发展的同时也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矛盾问题。在这方面,华夏民族曾经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发展出比较先进的营造理念。但这些先进的营造理念在二十世纪全盘西化的潮流中遭到了摈弃。在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以及提高环保意识、发展低碳经济的今天,应当对传统的、现代的建筑理念都重新进行审视,特别是建筑与生态的长远关系问题。 中国现代建筑材料以水泥、钢材、烧结砖为主,此外还包括玻璃、塑料、合金、涂料、油漆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合成、化工产品。水泥自清末传入中国,其特点是可以迅速浇捣成任意形状。钢材和水泥、砂、石子共同作用,又加强了结构的刚度和强度,这正是营造产品向上延伸所必须的条件。因此钢筋混凝土结构迅速崛起,取代传统土木结构成为营造理念的主流,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营造方式客观上解决了城镇人口的居住和工作场所问题。烧结砖在现代建筑生产模式中用量也很大,在砖混结构中还是作为承重体系的主材。但水泥、钢材、烧结砖的生产,都必须取走大量符合生产要求的地表土层、岩层,烧制过程又必然耗费大量燃料资源,只能使地球地表遭到严重破坏,土壤沙化,矿产资源越来越少,空气中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玻璃、塑料、墙面砖、石膏、合金等现代材料的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力量也很大,有的建筑材料如涂料、油漆、沥青等甚至对人体有直接的危害。此外,现代营造材料大多是不易降解的,水泥的降解需要上百万年,塑料等材料则更长。长此下去,对于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而人均土地面积有限的国家,若说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也并不是危言耸听的言论。回顾华夏民族利用自然界的材料解决居住问题,则选取的是土、木作为营造主材,二者之中又以木构为主流,并且很早就形成了定制。至汉代,中国木构建筑的体制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1]。仅从材料学的观点来看,木材远非十全十美的营造材料,而且因为木材易于损毁,致使木构建筑的寿命往往较短。木材的这一缺陷不能不说是重大而关乎国计民生的,但何以木构建筑作为主流营造理念能够一直从先秦延续至清末,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木材是一种可以再生的营造材料。这也是华夏先祖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作出的合理选择。《孟子?梁惠王上》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就是这种人向自然合理取用思想的反映。土,是华夏先祖向自然界取用的另一种营造主材,但仍是以一种可循环、可降解而不与自然发生根本冲突的方式取用。古人筑墙,采取的是夹板筑墙的“版筑”技术,从周初到三千年后的清代版筑工艺都基本相同[2]。另外一种墙体是木构承重体系内的围护结构,多以竹、木编网再抹以泥土,用土量并不大。筑墙和涂抹用的土,在建筑废弃之后很快就会与原生土属性一致,甚至还可做肥料。传统营造材料中也存在对天然原生材料的加工,主要是砖和瓦,都是对土的加工烧制。砖瓦的烧制需取用粘性土,且需耗费煤、材木等天然资源,算是对自然危害比较大的两种营造材料。华夏先祖虽然很早就懂得用粘土烧制青砖,但大量用砖来砌筑墙壁并不太早,大约从明代开始才逐渐用砖墙代替了土墙。瓦的使用是基于周初制陶技术的发展而开始的,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但因其只用于屋顶,相比之下用量不大。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营造活动,土与木的结合、以木为主的营造方式是绝对主流。这种合理向自然界取用的营造理念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至清代末期,在解决四亿中国人的居住问题的前提下,环境基本保存完好,全国特别是南方仍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耕地面积达到历史上的最大数量,煤、铁矿等资源也只是消耗了很少一部分。而反观清末以来中国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营造活动而造成的环境破坏,则可反思放弃土木结构的营造方式究竟是否科学合理。现代中国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居住问题,提高人们的居住质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绝不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无视地球越来越承重的负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目前一些专家已经在致力于发展绿色建筑、和谐建筑、可持续建筑的研究,但必须强调的是,营造材料的选取问题应是第一位的。依据现在的国情,中国应该更多地回归传统营造理念,在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大力发展土木结构的环保住宅。这样的环保住宅,应以当地的可降解的原生材料为主营材料,北方可适量多用原生土,南方可适量多用木,其它的化工、合成材料应尽量少用。有一种思想观念认为绿色建材是“采用清洁卫生生产技术,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大量使用工业或城市固态废弃物生产的无毒害、无污染、无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