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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论文 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公共性”价值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导向性价值。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它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中央主导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政府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推动力量。二是地方治理和地方行政是国家治理和国家行政在地方的基本实现途径，它将能动地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三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性力量。例如，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培养方面来说，“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培养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行政发展整体观来看，民族干部的培养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公共人力资源方面。“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人力资源问题，不但表现为行政干部不足，更表现为科技干部队伍严重缺乏，公共人力资源存量前景预期较差。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具有基于自身及其环境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特殊性就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体、行政环境、行政过程、行政文化、发展历程、公共设施基础等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安排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建设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这一制度建设的直接体现和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实现“两个大局”的战略目标要求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内地汉族聚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三个方面”，“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要“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缩小社会发展差距的评价指标包括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包括人力供给能力(出生率、死亡率)、财政平衡能力(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教育发展能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升学率)、医疗保健能力(千人口医生数、病床数)、科技创新能力(千人口科技人员数、专利数、人均科技市场成交额)、信息获取能力(人均报纸数、图书印张、广播覆盖率、电视覆盖率、千万人口图书馆数)和交通运输能力(千万人口铁路、公路、航路里程)等。(P164)在民族自治地方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回归公共行政精神、促进地方治理”等行政过程来涵养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路径的内涵 消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堕距”的“政策驱动”路径，即基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的假设，借助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历程形成的政策性路径依赖，通过中央与地方、公域与私域、体制内与体制外等多渠道的政策学习机遇，在获得物质性和象征性公共政策资源的同时，习得现代公共政策知识工具，推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进程。“政策科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较而言，公共政策更多地被认为是方法论的知识体系，行政发展更多地被作为阐释性的研究领域。公共政策学是一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跨学科方法的、功利性的、追求科学品质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政治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突破。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政策学作为方法论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具体运用过程。公共政策研究以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实现政策目标，为解决新的公共政策问题积累政策经验为目的。论文从公共政策本土化的角度，追求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进程中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统一，回应了“政策科学是联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的学科范式要求。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路径的可行性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历时性特质塑造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的内涵表现为:首先，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体大多数在近现代“国家—民族”构建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形态“直过”改造和自上而下的“条块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被有效地整合为“民主集中制下‘条块分割’”的运行模式。第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现有基础是在上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进行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配置的方式，经由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行政主体性获致过程而形成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可以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提供干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进程的突破口，植入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