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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法制建设论文 一、一味强调政治效用导致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 党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代，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科技立法及其法制建设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其在施政纲领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这是党为保证抗战发展的需要，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提出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不是在一种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生态下起步的，它生长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自创建始就背负着革命的重任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使得其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效用，以致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的确，法律在一定社会时期（如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鲜明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但这不是正常的法制时期，更不是理想的现代法制。法律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一个阶级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法制。”［２］２４７这种政治性法律对科技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此后数１０年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实际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启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科技立法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为适应建国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所承担的任务的需要，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即新中国法制直接扮演着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同时，它也为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新中国法制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旧法统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种影响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地、教条化地模仿苏联法时期。当然，苏联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苏联法中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高度集权的体制、忽视公民人权保护的机制也在我国根深蒂固。”５１自此，法律长时期被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被紧紧地捆绑在了阶级斗争的战车上。据统计，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４年，新中国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性文件计有５３０多件。１０其中，较多呈现出的就是阶级统治的职能，且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急需手段出现的，即始终围绕政治斗争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来立法，以理性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并未能及时跟进。在人民政权的初创时期，因其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时党和“政府并没有能受到有效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制约，党政关系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也并没有能超越出工具主义的范畴”。事实上，“法律愈是从属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就愈是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和存在价值，就愈是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引向毁灭之路”。阶级意志法律观错误的根源在于，其片面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观点。这无疑是此后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遭受挫折乃至走向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中共八大以后，随着“左”的思想抬头，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都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而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秩序状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必然会对法制造成破坏，改变党和国家正常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在运动治国的阴影下，法律唯政治权力是从，在不断被政治权力重新改造后，法律的规范性和法定性被抛弃，逐渐走向了异化。其不仅难以驾驭运动，而且已成为权力的协助者，充当起了运动的工具，最后终究难以逃脱被政治所抛弃的命运。１９５８年，中央政治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我们商定的原则是，凡是不适用的，一律不要用，可以冲破旧的，创造一些因地制宜，简便宜行的新制度，凡是还适用的，就应继续适用”，甚至荒谬地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1337即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那时，因法律仅仅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任务的需要，所以当某一时期政治目标已达到，其被废之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此，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法律仅仅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便宜性政策的需要，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便最终不可避免地淹没在了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文化大革命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科技法制，在这个时期差不多被全部摧毁。与之同时，“四人帮”一伙一方面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大行践踏法制之实，另一方面又借助法律手段来建立新秩序。以１９７５年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