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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司法救济的完善 1问题的提出 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最重要权能之一，是股东的固有权能、天然权能。它可以分为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和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需要有具体分配方案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实质上是一种债权。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与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相对，又称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中小股东在大股东滥用其权利导致中小股东利润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诉求的一种权利，是对股东固有权利的保护。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运用一般存在于封闭公司，在我国即为有限责任公司，原因是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公司的渠道更为狭窄。传统观点认为，公司对盈余是否分配是依照公司自身的商业判断，司法不应对其介入，但是由于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制度，随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压榨，这一传统观念开始松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了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该条的内容肯定了中小股东的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其作为解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纠纷的条款，在立法上确定了股东的一种新的诉讼权利，为中小股东维护自己的利润分配权益开了一个新的口子。该条规定自从2017年9月1日施行以来，积累了一些司法实践的经验，但结果大多是原告败诉。从现实来看，中小股东通过抽象盈余分配之诉获得自身权利的保护非常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介入的边界过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范围的限制、但书条款规定不明确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这些问题都成为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益的拦路虎。因此，完善抽象盈余分配的司法救济手段对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2现状与困境:对中小股东的权利救济不充分 2．1现状:司法介入边界过窄及对被告范围的限制。2．1．1司法介入边界过窄。法院判决原告败诉的说理理由大多还只是从司法不能过多干预公司自治，对盈余是否分配应该由公司自己进行商业上的判断。法院如此说理与十五条适用前法院的判决只有是否受理上的区别，结果上毫无二致。但是学界认为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学者认为，“在资本多数决的间接影响下，商业判断规则也成为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桎梏”［1］，故“司法干预公司自治在一些场合是必不可少的”［2］。2．1．2被告范围的限制。法院认为大股东不能够作为抽象盈余分配之诉的被告，从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笔者认为可以从侵权责任的角度将大股东列为被告，该观点将在建议部分详细阐述。2．2困境:但书条款规定不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2．2．1但书条款规定不明确。“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其实质上是占多数股份数额的股东滥用多数权利对中小股东的权利进行损害，是股东违反信义义务的形式之一。在抽象盈余分配之诉中，股东的信义义务主要体现在忠实义务上，忠实义务主要包括禁止自我交易和权利滥用。［3］对忠实义务的规范能够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防止大股东权利的扩张。我国公司法规定了针对所有股东的信义义务。《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但是该条规则是原则性规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具体的可操作性不强，且我国信义义务缺乏司法上可执行的标准，不像英美普通法那样具有灵活性［4］，可以经由判例的形式予以明确。如若将滥用股东权利类型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随着滥用股东权利之表现形式日趋多样且极具隐蔽性，类型化可能难以跟上实践发展，具体的行为标准很难列举完全，所以怎样确定股东信义义务标准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2．2．2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首先，立法上存在的问题。《解释(四)》第十五条并没有对股东的举证责任予以规定，故而中小股东多因举证不足而败诉，这实际上削弱了对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保护。在对比《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来看，正式稿中“但书”部分删去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的字样，不免令人猜测最高人民法院也考虑到了小股东的举证责任困难的局面，转而对该问题避而不谈，但司法解释中的规避并没有办法阻止实践中小股东举证困难问题的出现。其次，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抽象盈余分配之诉的举证责任进行明确，因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