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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分析 1历史价值观概述 历史价值观属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两个概念的结合，即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所采用的价值观念。抗战剧的历史价值观即使用正确的观念、态度来看待与评价与抗战历史相关的人物与事件的一种行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具备一个体系的历史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在最近几年中，电视上陆续出现了抗日神剧，这些“神剧”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存在巨大的偏差，原因就在于历史价值观混乱。因此，影视剧对于抗战史首先必须具备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否则，大众对于抗战史的认识就会出现一系列错误认知。 2荧幕“拟态环境”下的历史价值观表达 近年来，抗日剧在数量上增长迅速，据CSM媒介研究，2012年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为30部，所占电视剧总发行的5.9%。在抗日剧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展现出来，如人物形象脸谱化、故事情节戏谑化、伦理道德扭曲化。由于影视制作方对抗战历史缺乏基本认知与尊重，一味迎合受众，将武侠、暴力、时尚、情色等具有话题性的元素植入剧中，从而逐渐演变成一部部抗日神剧，如“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裸女敬礼”等，其雷人情节令观众咋舌。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曾在《公众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概念。认为“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由大众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因自身的局限性，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和认知身边的世界。这造成受众了解到的现实，往往是经过大众媒介所构建的现实。在一些抗战剧中，电视荧幕通过塑造一系列“象征性现实”，如英勇的八路军游击队员毫不费力的干掉几十个鬼子，轻易地躲避日军子弹和炮弹的袭击，把日本军人当猴耍，在普通大众面前潜移默化地营造出抗战是很轻松的一件事，甚至一些娱乐化的情节让公众觉得抗战是一件好玩的事，从而扭曲了公众对抗战的认知。抗战剧将残酷的战争叙事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不负责任，因为真实的抗战比荧幕上残酷得多。淞沪会战唯一健在的川军老兵、96岁的张文治回忆：“与鬼子对战，一旦有丝毫的疏忽，都是致命的，鬼子的战斗力实在比国军强太多”[2]。 3影响受众的认知 大众媒介每时每刻都在建构着拟态环境，使受众将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混淆，并对受众的认知、心理和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格伯纳认为，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象征性现实”，对受众认知和理解现实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传播内容通常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对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涵化的过程[1]。影视剧作为营造荧幕“拟态环境”重要的媒介手段，既发挥了教育传承的功能，也在进行“一场持续的文化重构”，它通过影像符号引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并塑造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行为认知、审美情趣、知识结构等。公众沉浸在粗制滥造的抗日剧中，难免会受到抗日剧所构筑的拟态环境的影响。抗日神剧中大量出现的虚假情节，如手撕鬼子、石头炸飞机、蔬菜手雷等，掺杂了编剧个人的想象力，歪曲了真实的抗日历史。现实生活中，受众往往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与了解抗战史。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群体，本身对历史了解就有限，又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和理性判断，打开电视，接触到各种奇葩抗日剧，就会认为电视中呈现的是真实的历史。大量的抗日神剧呈现在荧幕中，使得长期观看此类神剧的受众群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荧幕拟态环境下的历史价值观就被扭曲化了，使观众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 4历史价值观表达失范的对策 作为影视节目创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创作水平。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不能为了市场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不顾道德底线，以娱乐化、庸俗化的手段对历史进行建构和编码，要以公共利益、社会效益为导向，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对抗战史的真实表现。对于受众而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意识。美国学者鲁宾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公众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因此，观众要积极吸取抗战剧所传播的正确价值观念，过滤不利因素，实行理性审美与消费，成为一个高水平的电视消费群体，进而促进抗日剧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管理部门作为电视剧进入荧幕市场的“把关人”，应充分发挥“把关人”的角色，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一个科学健康的电视剧评价体系。例如，可以通过设立优秀抗日剧影视基金，鼓励优秀抗日剧的制作，改进抗日剧的传播质量，坚持大众娱乐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保证其社会效益，为社会传递文化正能量。 5结语 美国学者斯坦利?J?巴伦曾言：“文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