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督师愚忠未可表百姓殉葬八十万.docVIP

史可法：督师愚忠未可表 百姓殉葬八十万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 1602 年），十一月初四曰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 。 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 16 44 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 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 16 45 年）四月二十五曰，扬州为满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曰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提起南明群臣排名第一的当属史可法，不光因为他死守扬州最后为明朝所尽忠，就算从地位上说，史可法也算是崇祯皇帝所选定的南京留守的第一人。 但是如果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以至为明为中国历史上最 后一个汉族王朝尽忠的华丽外衣，史可法留给我的印象却只能是四个字：愚忠、无能。 从史可法的仕途上来讲，东林党人的魁首之一左光斗是其认为的领路人。 史可法在进京赶考时，因为家庭贫困而在雪夜读书昏睡，被主考的左光斗看见，所以把自己的衣服给其披上，因为史在此刻起就深刻的打上了东林党人的印记。所以在后来东林党因为与魏忠贤“斗法”失败以后，左光斗被下狱，史可法请求狱吏让自己装成乞丐进去看望左。左愤怒的斥责他，朝廷现在被阉党搞乱了，他应该勇敢的出去和他们斗争，而不是为了个人感情在这里哭泣，史方恋恋不舍的离开，从这点可以看出，崇祯帝后来对其的评语是基本正确的。 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无数，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史可法问题上，庄烈皇帝却并没有走眼。史可法这个人如要他不惜血溅朝堂，保护崇祯年幼太子继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社稷之臣；但是要他临机决断，扫平宇内，做一个中兴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了。 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风雨飘摇，大明如曰薄西山之时挑选南京留守诸臣时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顺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顺利继位的最有力的保证。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并没有因为皇帝而给面子，最终，庄烈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被李自成一锅烩了。而 史可法也陡然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其结果不过是再次印证了无人能负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这一不知道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谚语。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务就是马上重新选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为第一重臣在这里就变得举足轻重了。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与后来被认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存在了严重的私心。可以说是马士英与史可法共同种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颗种子。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 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 的有利地位。 ”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速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 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 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 “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 “未有御极之意” ，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 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 。 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 ‘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