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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诵读第二文本发现 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指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是把它移入活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1]图书或者其他载体形式的文本只是实现了人类文化的有效储存功能，为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阅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是其探索未知、创造自我的有效途径。因此，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使文献的意义得以显现，并使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成为可能。导读是促进、推广阅读的一种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过程，也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导读在我国图书馆工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理论基础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在其所著的《目录学发微》中写道：“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2]可见，古代学有所成的学者，无不得益于书目的指导。西方阅读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猛，尤以接受阅读理论最为突出。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Iser）和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RobertJauss）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了接受阅读理论，研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接受和反应，并把目光转向了对文本与读者关系的研究[3]。 1、20世纪80年代阅读理论的发展 阅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国现代哲学解释家、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2002年）[4]。他认为所谓理解的过程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融合过程，是创作实践与接受实践的融合过程[4]。早期的解释学只是针对圣经进行解释，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上帝的意旨。随着文艺复兴及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解释学开始由对神学的阐释转向对作者的阐释，认为阅读就是重建或探究作者的创作原意或意图。伽达默尔所开创的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非凡意义在于，为文学作品拓展出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即不同读者在面对同一部作品时，可以读出一个自己所理解的意义世界，因而极大地挖掘了作品意义的深度和广度，也为读者的阅读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5]。可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阅读和导读的本质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作为伽达默尔的学生，姚斯和伊瑟尔认为文本和读者之间应是一种互动的关系[6]。读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创造性地理解文本，将文本转换为带有个人色彩的语意和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阅读的快感，与此同时，文本也对读者施加了影响，帮助读者积累审美经验。因此可以说，阅读理解是一个创造性的转换过程，能够超越作者的本意。在接受阅读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所谓“期待视野”，就是读者在阅读某一部作品之前原本就具备的生活体验、文化传统、审美经验及理解能力等；而“召唤结构”是作品向读者提示或暗示的东西，是作品给读者留下的联想和创造的空间。正是“召唤结构”促成了读者通过合理的主观想象去补充并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召唤结构”在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空白”和“空缺”。所谓“空白”，即指作品中没有明确写出来的或隐含、暗示的部分，类似于中国画中的“留白”；而“空缺”则是文学作品中另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即读者阅读时发现作品在某些情节或人物的发展中显现出的一种缺失或断层，会给阅读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相对于“空白”，“空缺”较难发现，它如同文本中的隐性结构，需要有阅读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读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和理解去“还原”和“显现”[7]。接受阅读理论虽然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但其理念和思想方法并非仅为西方独有。事实上，早在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就提出：“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统，自汉至今，不可概数，至有一字而数说者。”[8]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读书方法有两种：一是“我注六经”，二是“六经注我”。所谓“我注六经”，就是通过旁征博引求证经书的本义，以做到“无证不言，文本还原”；而“六经注我”，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对原始经文加以深入挖掘，用六经来解释自己的思想，引申发挥，提出新的创见。因此从学理上讲，”六经注我”与西方的阅读接受理论相一致。 2、图书馆导读的4个要素 如果把阅读接受理论应用到图书馆导读领域并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图书馆导读涉及到4个要素：读者、阅读文本、导读工具与方法、导读者，这4个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系统。本文将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2.1读者 伽达默尔指出:“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那种需要观赏者接受才能完成的游戏。”[4]从现象学角度看，文本的视角汇合点与读者的立足点都是虚在的，需要依靠读者的“结构化行为”（即阅读行为），才能将文本和读者实在化。所以，《小世界》的作者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才会说：“从某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