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与生活世界综述.docVIP

文学自由与生活世界综述 显而易见，我们正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多样和自由的世界。它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或世俗)世界，也是我们精神寄居的世界;它既是由许多生活的琐事或细节所组成的，却又潜藏着无限的精神向度之可能性。关键是，在这一“生活世界”中，一切都在生成，一切都在流变。事实上，“生成”，就是创造、越向无限;就是要排斥同一;就是制造差异。而这一点正如福柯评价时德勒兹所言，“是接受分歧的思想……是有关杂多的思想———一种游牧的、散布的杂多，它不受相似物的束缚的限制或局限。”［1］准确地说，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种“生成”、一种流变，而文学与“生活世界”始终处于“交织”的状态之中。如此说来，一种“互逆性”就蕴含其间:生活世界以其繁复、多样化的差异和自由在召唤我们、回应我们，而文学也在其中渐次“生成”和“流变”，并给予生活世界以积极的反馈……诚然，作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和境域(即“生活世界”)，我们对其既有爱恋，也有烦忧;既有自由自在的舒适体验，也有无所不在的羁绊牵扰。因此，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无法言明且又模糊含混的场域。我们似乎也很困惑:我们生活于其间，但我们并不知道它要将我们带向何方?换言之，我们正在逐渐陷入对于未知的恐慌和期盼的摇摆之中……如此一来，我们就陷入了迷茫和困顿:当物质和技术逐渐取得强势地位之后，我们的这种恐慌将愈加严重、日趋紧迫。有时，我们甚至不敢想象明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是怎样的。然而问题在于，世界却又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缤纷多彩和绚丽妩媚的一面:它使得我们对于未来、对于自身还有着一些渴望和甜蜜，从而使我们产生无限的想象与期待。尘世妩媚，生活妖娆———而这些既是生活世界的面向，也是我们生存的标志。因此之故，作家刘震云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成和进行生存的标志。”［2］事实上，这个可爱的与可鄙的世界、严肃的与戏谑的世界、肯定的与否定的世界，恰恰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周遭世界”。 当然，这个所谓的“周遭世界”，却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向性赋予，从而会显示出不同的面容和姿态。上个世纪前半叶，为了克服主客二分的传统与形而上学观念，也为了克服现象学自身的危机，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遂在其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观念。而他的这一观念，实际上源自于其早前确立的“主体间性”之立场。然而，他却很自然地把这个“生活世界”看成是克服欧洲科学危机的关键理念。重要的是，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根本上的、将世界客观化、技术化的“意图谬误”———而这将会使人与世界彻底分割，从而出现人的生存危机。最终他认为，“生活世界”将起到扭转乾坤、颠覆传统的目的和作用。因此，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始终具有发生———历史的特征。它是由人所建构的、实践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作为许多周围世界中的一个处在历史及其传统的视域之中”［3］。 事实上，人们所生活的空间往往会因其自身的意向性赋予而产生变化———就像我国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言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那样。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世界”，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却又是与他者相异的。它将在人的作用之下，不断“生发”和“构造”;也将涌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和相异性。如此一来，我们的生活世界其实也就更加复杂，更加具有可塑性和构建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现象却又都暗示着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生活世界在产生之初就有“理想化”的意向和目的。即是说，“理想化”是生活世界的潜在构建意图;也是与未来发生联系的关键环节。因此，可以说，“理想化”与“生活世界”是相互缠绕、相互建构与生成的关系。于是胡塞尔认为，“所有理想化及其意义基础都起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使得这些理想化得以可能并且引发了这些理想化。”［4］当然，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这些概念都是以现象学的建构为根本目的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均是“纯化”(或“还原”之后)的意识之内的观念。现在我们在这里借来使用，主要是为了阐明生活世界与文学精神之关系，而并非是想要将其庸俗化或世俗化。准确地说，胡塞尔的这些概念都是在现象学的逻辑之下才具有其意义的;而且它们都是具有先验化倾向的术语。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当我们将其“还原”(或“置放”)到现实领域之后，我们毕竟也能从中看到:生活世界是我们生活的本源。 不惟如此，生活世界的经验性、文化性与历史性(或时间性)，也将使其原初性、未来性和创造性得以彰显。而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当然就是人。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对于自身精神性的探索和创造性行为，来丰富生活世界;从而，它也也能将生活世界带入到一个真正的伦理性领域。然而若想真正做到这些，那么我们就需要倚重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是实现、构建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