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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域下古代教化范畴对比 20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诗学除了主要接受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外，并没有构建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以至于患上了“文论失语症”。而一些学者指出，医治此“病症”的药方之一就是中西对话，通过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中突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而“净化”是西方文论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异质的文论范畴进行对话与比较，可以更好地阐述古代“教化”范畴的现代价值。 一“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古代“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功用，其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极力推崇，而且“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教化”范畴在现当代文论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出现于文学理论中，乃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又曰:“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用“教化”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从此确立了“诗教”原则，为历代文论家推崇并加以大力宣扬，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普遍准则。自“教化”范畴确定后，历代文论家对古代“教化”范畴都有阐发，尽管其阐发重点不同，但“教化”范畴却在内涵上仍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首先，“教化”范畴行使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是“美刺”说。“美刺”说作为理论形态首先出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将“美”与颂诗联系在一起，“美”就是歌颂，而且歌颂的内容是政治上的成就。“刺”则是臣民用诗歌针对社会伦理政治的混乱败坏进行批评讽刺。“美刺”说强调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要求通过文学的教化作用，达到干预社会，改造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使“教化”范畴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教化”范畴行使社会功用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才是“教化”范畴的目的和价值。古代“教化”范畴“文以载道”的特征仍然体现在现当代的“教化”范畴之中。尽管在现当代语境下，“文以载道”中的“道”与古人所言之“道”有着迥然的差异，但是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最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的重要美学特征。“教化”范畴反对文学作品用干瘪的言语来进行枯燥的道德教育，它主张用审美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教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教化”范畴的这一重要特征。例如，儒家就非常强调“乐教”。儒家认为，“乐”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表现，同时它又能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如果将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并体现于乐，那乐就能成为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 二“净化”与“教化”范畴一样，都是非常古老且含义丰富的范畴。 与“教化”范畴最初的含义是应用于政治伦理道德上不同，“净化”最初应用于宗教上，带着强烈的神秘色彩。公元前七至八世纪的古希腊奥菲斯就主张用各种宗教仪式和赎罪的手段将灵魂从肉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即主张以“净化”的方式来拯救人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将“净化”运用到文艺上，他们强调用科学和音乐来净化人们的灵魂，从而摆脱肉体的羁绊。而亚里斯多德将“净化”概念引入到其悲剧理论中，对后世影响颇大，使“净化”成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净化”是西文“Catharisis”的中译。“卡塔西斯”(Catharisis)一词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篇谈到悲剧的定义时对悲剧作用的附带概括，但由于语焉不详，引发学者诸多解释。如朱光潜先生认为，“卡塔西斯”就是“净化”，其要义是“在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得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译为“陶冶”，如罗念生等。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净化”说。因为罗念生先生在使用“陶冶”这个词时与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密切联系起来，将其看作是一种培养道德上适度情感———美德的作用。毋庸讳言，艺术的确有培养美德的作用，但是像罗先生这样来解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不免会给人以艺术上的泛道德论之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悲剧的情感心理功能。如果我们结合亚里斯多德的其他著作来看，把“卡塔西斯”解释为“净化”更符合这个词的本义，也更便于理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八里谈到音乐教育的作用时就强调了净化的作用。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即教育、净化(关于净化这一词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约略提及，将来在诗学里还要详细说明)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