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层的激励培训课件.pptx

1 第五章 经理层的激励 第一节 经理与经理层 第二节 经理层的激励机制 2 昔日烟王种橙子成亿万富翁 云南红塔集团的首任老总褚时健，在任18年时间，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集团，累计上缴利税800多亿元，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而他所获得的工资待遇只有60万元。因此当他年事渐高即将退休、面临失去职位的时候，他开始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但当褚时健锒铛入狱之后，红塔却出现了连年的效益下滑，利税减少了几十个亿。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3 昔日烟王种橙子成亿万富翁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褚时健的老伴道出了另外的隐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就几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4 昔日烟王种橙子成亿万富翁 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2009年，81岁的褚时健现居于云南省玉溪市，自2002年保外就医至今，头发花白的他一直在哀牢山种田。他和老伴联手经营的是一块上千亩的果园，里面产的冰糖橙可以拿到附近的集市上贩卖，标明“褚时健种的橙”还可以每斤比别的橙子贵3元。 2009年1月，褚时健曾对一位记者说，出狱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原因是“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才租了几千亩地，“打发一下时间。” 　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5 200万打发32亿 作为已有32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中国家电著名品牌荣事达的创业人,陈荣珍的退休金每月仅有900元。在荣事达美泰克合资公司成立以前，陈荣珍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大约每个月也就两三千元，年收入约4万元；成立中美合资公司以后，陈荣珍即在合资公司领取薪酬，每月升至两三万，年收入约30万。合资公司于1996年年底成立，据此推算，陈荣珍16年来在公司的总收入不到200万。 6 “新59岁现象”：国企老总的改制情结与新心病 7 新59岁现象” 　　改制是国企老总最渴望的事，越是临近退休，改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是谢幕的倪润峰，还是退休的赵新先，都有一个难舍的情结——渴望改制。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新59岁现象”。可以想见，59岁的国企老总，如果不改制，60岁就得退休，而改制以后，他就可以继续在岗。哪怕退居董事长之位，企业的控制权也不会旁落。 　　的确有人是真不忍心看着企业因领导人更替而出现波折。但出于一己私心、急于改制的也大有人在。有案例表明，一些国企老总把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既能以最少的成本捞到可观的股权，又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急”是“新59岁现象”的最大特征。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真正触及企业制度问题，人们对改制——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及改制的环境、气候、政策等条件已逐渐成熟，而一些为企业奋斗多年甚至奉献终生的国企老总们却又临近退休，这个情形有点像一位站在已驶入终点列车上的人，急于跳上另一列刚刚启动的列车。 8 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希望改制没有错，但操之过急就会出问题。“新59岁现象”的成因是那些即将退位的国企老总希望通过改制持股甚至持大股，而经营者持股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筹措资金。长期低收入的经营者如果急于持大股，只有几种可能：要么做小蛋糕（做亏、低价评估），要么隐匿资产，要么转移利润，要么空手套白狼，要么资金来路不明，显然，这些做法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所以，在国企老总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经营者持股应是一个长期行为。 　　在国企改制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经营者一定要持大股。据笔者调查，经营者能否持大股取决于企业的蛋糕有多大，经营者的筹资能力有多大。不少改制企业的实践表明，改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经营者持多大股权，而在于经营者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即失败的成本有多大。 　　一些睿智的59岁左右的国企老总在推动改制时，不选择“一口吃成胖子”的办法，而是会选择一条易于操作的现实之路，如保留一部分国有股（一般情况下不能控股，否则改制意义不大），吸引一部分外来投资者（多数会选择与自己业务不相干的私营企业业主，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外部人不会争夺企业控制权），融进一部分职工股。只有当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局势时，他才会坚定地选择ＭＢＯ或ＥＳＯＰ。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9 国企老总的新心病 由此看来，仅几年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