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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 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 如果我们把革命 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 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 1949 年以后，这 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 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 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 因此， 1949 年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 1990 年代以后， 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 叫做“后革 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 一个历史语境。 但是，我愿意把 1949 年到 1980 年代——也 就是 20 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 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 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 安时期包含了 1949 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 计在内，在这个意义上延安特别重要。 第二，这个“革命之后”， 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 国家的重要性。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 但是 1949 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此“治 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要谈到“治理”， 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这些 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 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 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 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 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 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 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 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 层之间的矛盾； 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 3. 政治 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 4. 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 5. 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 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 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 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一）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 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 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 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因此，即使 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 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 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 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 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 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 1949 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 征：即专业化和分工化。而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 财富的分配制度，而我们所熟悉的，就是 1950 年代供给制 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 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 “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 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 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第三是城市和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