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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羊年喜看南粤 、xx村环境转嫁状况 经过实地走访，我们认为，xx村污染转嫁问题主要体现在鲍邱河的水质污染和外来垃圾污染上。 (一)鲍邱河的水质污染 根据调查问卷，村民们认为排在第一位造成鲍邱河水质恶化的原因是“企业污水排放”，排在第二位的是“生活垃圾”，这印证了xx村的环境污染是由污染转嫁引起的。根据学界的通说，污染转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工艺和生产线的转移，即将高污染、搞耗能的产业、工艺、设备转移到另一区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直接排放到被转移地;另一种是废物、危险品的转移，即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将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污染废弃物、含有放射性的废物、有毒有害物质及其他危险废物转移到另一区域。“企业污水排放”属于工艺和生产线的转移，据村民们介绍，鲍邱河的主要污染源是附近的两家钢铁企业，这两家企业是xx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黑色金属制品业(属于高污染产业)的龙头企业，企业排放的未达标的污水污染了鲍邱河。“生活垃圾”则属于废物、危险品的转移，上游燕郊产生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排入鲍邱河，这些污染废弃物顺着水流到达xx村，造成了当地的河水污染。 (二)外来垃圾污染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意外的发现了外来垃圾污染，其触目惊心的程度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据村民们介绍，外来垃圾是一些本村村民从附近的北京、廊坊等地运来的，他们把可以卖钱的垃圾回收，其余的直接就地丢弃。村里外来垃圾堆放点的规模令我们乍舌。以一座收废旧的房子为中心，方圆2-3平方公里全是垃圾，特别是房子背后的一眼池塘，塞满了各色各样的垃圾，垃圾发酵后混杂在一起的恶臭让人无法呼吸。 二、农民环境意识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一些污染转嫁背景下农民环境意识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第一，农民的环境认知意识正在逐步提高，但理性认知意识仍有待加强。随着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在农村的普及，农民与外部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对环保方面的知识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了解了环保的重要性。但由于国家的环保宣传主要集中在城市、宣传内容也以城市居民为受众设计，贴近农民的环保宣传少之又少，加上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的环境认知意识在理性层面仍较欠缺。 第二，农民有提高环境认知意识的愿望和需求。随着环境污染由城市转向农村，环境污染对于农民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农民都有了解更多环保信息的愿望。对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环保信息，例如遭到环境侵权后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当地环境质量信息等，成为农民最迫切想得到的环保信息。他们普遍抱着“学以致用”态度对待环保信息，希望掌握这些信息后能更好的解决自身面临的环境问题。 第三，农民的环境维权意识有较强的滞后性。只有当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自身生产生活时，农民才会想到维权。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xx村村民维权始于村里的饮用水受到污染，已无法饮用。在企业污染环境的初期，农民并不知晓，或者虽然知晓，却由于自身没有受到实质损害而未及时维权，环保知识的缺乏和权利意识的薄弱导致了农民维权意识的滞后。 第四，农民的环境维权意识有一定的狭隘性。农民在环境维权中对政府有极大的依赖。从环境监管、接受环境投诉、到负责解决环境问题，只要出现了问题，农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政府。这与我国传统的“父母官”思想根深蒂固有关。传统中国，行政权力强大，行政权力同时行使了司法权和部分立法权，演变延续至今就成了“只要找政府一切问题就能解决”的现象。但在没有分析各种维权方式利弊的情况下，盲目依赖政府，会使农民维权的道路越走越窄。而且当找政府后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时，这种对政府的严重依赖会转化成对政府的严重失望。当然，农民维权意识的狭隘性也与其对其他维权方式的不了解以及其他维权方式的无效性有关。以环境诉讼为例，我们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对环境诉讼不了解，就更不用说利用诉讼维权了，而现阶段环境诉讼本身的缺陷也使其难以进入农民维权的视野。 三、农民维权的困境 为什么农民的维权之路如此艰辛?xx村村民在问卷中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结合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对农民维权的困境也做了一些思考。 1.国家政策的偏差、政府在诸多领域的缺位与农民对政府的依赖之间的矛盾 我国长期以来的政策都体现了“重城市、轻农村”的特点，不仅农村经济发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农村的环境和农民环境权的保护也为公共政策所忽略。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扶持，之前的政策偏差有所纠正，但几十年积聚产生的问题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 此外，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的诸多领域存在缺位现象，具体表现在：第一，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及其他资源投放严重不足。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几乎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农村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