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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研究初探 摘要： 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但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和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一直未变。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曾謇；中国社会经济史；治史特色 曾謇，又名资生，湖南安华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习语言学，但对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1934年5月开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文章。1935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参与编辑天津《益世报#8226;食货周刊》，成为食货派的骨干成员之一。1938年1月，参加国民党的民间宣传机构“艺文研究会”。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南京《中央日报#8226;食货周刊》的编辑工作。曾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中国宗法制度》、《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等；学术论文主要有《食货》半月刊9篇、天津《益世报#8226;食货周刊》8篇、南京《中央日报#8226;食货周刊》40篇；并在其他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应该予以重视。本文拟集中探讨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分析其学术成就，以期对曾謇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新认识。 一、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者们一样，曾謇也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历程。他深受食货派关于中国魏晋至唐末为封建社会论说的影响，大力阐发“魏晋封建说”。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详细考察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三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经过这一个时期，秦汉的社会转入于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在东汉，社会经济虽已经陷入于动乱的状态中，但至汉末三国这个时期才以显明的姿态暴露出来，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虽然已即于典型的封建形态，但其主要转移时代，是在三国至东晋的这一阶段，所以三国及其前后的期间，恰是个社会转化的枢纽”[1]10。曾謇的论证为食货派“魏晋封建说”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謇的社会史分期的观点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存在较大的分歧。陶希圣称“：他（曾謇）以西周为奴隶社会，此后为封建社会，所见与我是不同的。” [2]7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一文通过对生产工具、藉田制的深入考察，发现西周是奴隶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隆盛的奴隶社会[3]7。1946年，曾謇根据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在社会史分期中提出了“三时期六阶段说”。（1）自殷周至嬴秦西汉为一期。此一期又可分为两大阶段。殷周二代至春秋，是氏族部落社会，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一阶段。自春秋战国至秦汉（西汉），氏族社会解体，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二阶段。（2）自东汉至五代为一时期。此期亦可分为两大阶段，东汉至南北朝为典型中古时期贵族政治。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一阶段。南朝至五代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二阶段。（3）自北宋至明清为一时期。北宋至元是近古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明清是近古时期的第二阶段[4]3。抗战爆发以后，史学界兴起了“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的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在过去数十年中，颇有日趋没落之势，最近之所以复活，含会有极浓厚的政治意义。” [5]5在“理学派的历史观”的学术思潮影响之下，曾謇的治史旨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力宣扬经世致用之学“：学即用也，用即学也；舍学无以致用，舍用无以明学；未有学而无用者也，未有用而非学者也；学而不能用者，其学未至也，用而不能明学者，其用非正也。”[6]弁言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建国之时，曾謇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对抗战建国有所裨益。于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劫余的史料，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抗战结束之后，曾謇与陶希圣积极创办南京《中央日报#8226;食货周刊》，筹建食货学会，期望推动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和发扬经世致用之史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添加了大量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呈现出政治与学术交织的状态。 二、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 曾謇主张通过社会组织和经济要素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他在食货派学人中“专攻古代社会组织与意识”[7]2“，长于丧服、宗法、婚制，曾在北平晨报上《北晨艺圃》有《守三斋杂说》陆续发表几项创见”[2]7。曾謇主要着力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考察和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有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上册）一书详细论述了先秦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家族、婚姻等制度，内分绪论、殷周民族家族组织的比较研究、秦民族和楚民族的承继制、齐燕吴民族的婚姻与家族、青铜器铭文中所见古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