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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搞好税收工作 预防职务犯罪? 搞好税收工作 曾和源 腐败现象是困扰着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为了打击腐败行为，规范公共行政行为，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世界各国政府纷纷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来制约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产生。我国也已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此来规范行政行为，弥补制度性缺陷造成的腐败空间，打击腐败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职务犯罪，各国理论界和司法部门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国，认识比较统一的职务犯罪概念，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看出职务犯罪在构成上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运用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公职人员。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二、职务犯罪产生的心理原因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逐步瓦解，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不健康思潮逐步盛行，这就一方面造成社会物欲横流，另一方面造成个人行为的急功近利。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红眼病”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自己手中有权力有资源，为什么不能去致富？”，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像湖南建设厅的将艳萍。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要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这种干部没有什么能力，在具体工作中被称之为“四拍干部”，即上级领导交办工作拍胸脯、向领导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工作布置下来又拍脑袋、可怎么完成工作呢？自己干不了让别人完成了工作又拍自己的大腿，我怎么没想到呢？自己干砸了最后拍屁股走人。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我本俗人、何以脱俗”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曲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7．吃亏补偿心理。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就放松了对自己或其配偶子女的要求，认为可以抓紧捞一把不然就没有机会了，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邪路。这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总结的“五十九现象”。还有一些年轻的中层干部，在升迁无望的情况下，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手中的权利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腐化堕落、以权谋私。这也就是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