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书写的_善_与_恶_以鲁迅的_故乡_和沈从文_边城_为例.docxVIP

— PAGE \* Arabic 1 — 乡土书写的_善_与_恶_以鲁迅的_故乡_和沈从文_边城_为例 2016年6月 J. Xian Univ. of Arch. Tech.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n. 2016  【语言与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3.017  乡土书写的“善”与“恶”  ——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边城》为例  刘 蓉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想有意突出小说人物的地方性特征，其主要目的在于借乡村人物来表现整体的国民共性。”[4]279如此随笔式的勾勒，就会导致一个悖论的存在：在乡土中国里风俗与人密不可分，环境的淡化与人物的典型刻画存在矛盾。  2.“乡野粗人”的乡村赞歌  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对他而言，湘西世界的描绘是他的重心所在。仅仅一篇《边城》：茶峒码头，吊脚水楼，端午赛舟，正月十五放炮点灯……这一切景物风俗的描写全部融入在小说人物与情节的刻画之中，甚至已经超过了小说情节及内容的篇幅。《边城》中即使是妓女，在风俗淳朴的边城，也永远那么纯粹；翠翠的母亲未婚先孕，生下翠翠后随夫而去。在这样真挚的爱情下，传统的道德也为其让步。不同于鲁迅，他笔下的湘西并没有寄托着改造国民性的负累，就在这样的湘西世界中，构建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他的湘西世界歌唱着灵魂的赞歌。  都是故乡，在鲁迅和沈从文笔下，一个轮廓清晰，一个“内容翔实”；一个冷峻犀利，一个饱含温情。情感基调似乎也因为这样的描绘而产生区别，进而引发出对于故乡不同的审美关照。  二、不同审美关照下的叙写策略  鲁迅执着地以浙东故乡的乡镇生活为模本，然而少年时代在家乡受尽冷漠和奚落的独特遭遇使鲁迅对于家乡的憎恶之感成为一种主体情愫。对于故土的爱的情感被这样的憎恶之情所压制，同时，在家庭的大变故下，鲁迅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5]自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之所以能够以冷峻的视角展现乡土中国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的原因，他从有限的外部了解，发挥他的艺术创作，从而更广泛地了解社会，更深刻地思索着人生，描述和剖露乡村人的外在生存状态和内在精神存在方式，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深刻的批判。《故乡》中，对于搬家期间每日必来的杨二嫂的鄙夷，面对成年闰土时的尴尬，有许多话“但又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一声“老爷”，鲁迅道出了在封建等级思想侵蚀下人与人之间“可悲的厚障壁”。然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对于这些国民性“恶”的揭示，都是基于自己与故乡的童年记忆进行比较的结果。  对于故乡，每个人都有那一层不能言说的情感。在近似于恶的叙述外表下，鲁迅对于故乡浓切的情感却隐含其中。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以眷眷乡土之情为弘扬故乡文化尽心尽力。1928年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叙写着这种难以忘却的记忆。1931年，身处于白色恐怖的都市上海，在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懑中透漏出浓浓的思乡之情。不能否认，鲁迅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其自身的启蒙意识迫使他对于乡土中国的种种“恶”进行揭示，可是不难发现的是《离婚》、《祝福》、《肥皂》等这些乡土文本均呈现出对于乡土书写的紧张感。然而，乡土中国所培养下的乡土情感是不易被抹杀的，因此这种抒写的紧张感消融在《故乡》中对于童年时期故乡以及故乡人的描绘之中，轻松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抒情性的鲁迅。《故乡》当中，鲁迅称故乡以外的一切地方为“谋食的异地”；听闻儿时的伙伴闰土要来时，“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当他以成年少爷的身份描写现实的故乡时，我们看到了他对传统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但全文的抒情环境让鲁迅流露出的是对少年乡土世界逝去的悲凉与惋惜。因此，在鲁迅极为冰冷近乎于残忍的表述方式下包裹着一颗充满乡土情感的爱心，以冷漠的叙述策略传达着最激昂、最愤慨、最热烈的情感，而其中的同情之心也到达极点。  同样描写故乡湘西的沈从文，在不同于鲁迅的审美策略下，似乎简单了许多。故乡的景物人情，都以其自身的美传达出对于故乡善的期许。沈从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至真至美的湘西世界，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渡船老人将渡船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主人公翠翠“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祖父女之情，天保傩送的兄弟之情，傩送与翠翠朦胧的爱情，这一切都融合在湘西唯美的山水之中。在沈从文的叙事策略指导下，湘西作为城市的对立物而存在，湘西世界为我们找到了人性的存在方式。在这里，不需要启蒙的参与，“原始精神”就足以呈现完美的人性。  然而，沈从文的“乡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