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关于格式合同新规定简析.docxVIP

PAGE1 / NUMPAGES1 《民法典》关于格式合同新规定简析 《民法典》关于格式合同新规定简析  一、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控制规则  格式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一直是法理和司法实践之中的难点。《民法典》出台之前，《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对此，从学理的角度讲，第39条主要涉及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有公平制定、合理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第40条则涉及“免责无效”，第41条则涉及“不利解释”。基本上，《合同法》第39-41条继受了其他国家立法之中对格式条款控制的三种方式，即“订入控制”，“效力控制”，“不利解释”1。  一直以来，《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则如何理解和协调，争议很大。如果是从《合同法》第39条的角度解释，就“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只需要说明就行。但，如果是从第40条进行解释，凡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即便是做说明，也不会改变其无效的局面。  此外，《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因此，从第53条的角度讲，只有这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反过来解释，则意味着其他的免责条款是有效的。对此，梁慧星老师也指出2：按照第39条第一款的规定，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法律通过时在第40条加上免除其责任五字，导致依该条免责条款应绝对无效，因而与第39条和第53条的规定矛盾。  二、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新规则及其简评  （一）关于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与订入规则  《民法典》基本维持了《合同法》第39-41条对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定，但有着细微的变化。其中，《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首先，如有学者指出的，《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是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第二款是格式条款的定义。也就是说，在陈述格式条款的定义之前，合同法却首先规定了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从逻辑学上来说，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属于判断，格式条款的定义属于概念，格式条款的定义应当前置，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属于判断应当后移。因此现行立法做法既不符合人类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中外一般的立法习惯3。显然，此次《民法典》对格式合同规定的调整更符合一般的立法技术逻辑。  其次，对比《合同法》第39条可以看出，《民法典》对格式合同的提示说明义务从《合同法》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扩大到了“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因此，《民法典》对格式合同的控制比《合同法》的范围要广泛，不仅是“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所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格式合同的制定者都有提示义务。这对格式合同的制定者而言，此种变化显然值得重点关注。  而且，《民法典》采取了“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规则，这是《合同法》没有直接规定的。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之中，有专家提出可以采取不订入（即“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可撤销的规则（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相关格式条款）。最终，立法者采取了不定入规则，而没有规定格式条款的撤销问题。  （二）关于格式条款的无效问题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首先，对此，正如有学者在评论合同法第40条时指出的，《合同法》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