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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可强 被选择是一种幸福 阮可强colon;被选择是一种幸福 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选择 我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是1950年。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学生报考学校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报考东北老解放区的哈工大、大连工学院；另一个就是报考传统的清华、北大。当时社会上流行报考的专业也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系，另一个就是机械系。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国家解放后需要建设，机械很重要。我报国心切，就填报了哈工大的机械系和清华大学的机械系。高考后，哈工大先发榜，我是机械系第一名。不久，清华也发榜了，我是第六名。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的机械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主动选择。这之后，都是被选择。在清华大学上了一年之后通知我去苏联留学；留学7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不久部里又派我到苏联改行学习反应堆；回来后在二机部大楼里工作了5年，然后到原子能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1956年，我从苏联毕业回国，在清华遇到了何东昌先生。他找我到家里聊天，希望我能回母校任教。只是当时二机部已经决定了让我到部里工作，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想我会选择当老师。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单一，听从组织的安排，无怨无悔、踏实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57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核工业。即使在事业的低潮期，最困惑的那几年，我也会坚持等待。我心里一直有信念，相信国家必然会大力发展核事业。自己也一直明白这辈子我就跟核事业结缘了，不会再去做别的。一路走来，我仍觉得核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和核能的发展决定着其大国、强国的国际地位。所以对于这次的被选择，我不仅无悔而且还觉得很幸运。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 前几年，浙江省政府组织宁波籍贯院士回家乡看一看，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慈溪县。我已经50多年没有回去了，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不曾想，还遇见了当年的一位邻居大姐，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那段简单、质朴、温暖的岁月。 我出生在上海。1942年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我们全家从上海逃到老家慈溪。1942～1945年，我在老家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那个时候，上学学费不是钱而是粮食。中学离家里也很远，需要经过一条河。当时就是这位邻居大姐的丈夫划船带着粮食送我去学校。那时是抗战时期，大家生活都很压抑，但我的记忆里也有很快乐的事情。每到春天，田野里满是紫云英，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游杜湖、白洋湖。小船在芦苇里穿来穿去，湖水清澈，可见鱼游。我们在河里摸鱼、抓菱角吃。人的童年总是很难忘的。 1945年夏季，抗战胜利，我们从家乡返回上海，为了赶上开学的日期，母亲决定乘私人的海船回上海。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航程，海上船颠簸得很厉害，大家都吐了，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回上海后，我进入上海敬业中学继续学业。敬业中学是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早年叫敬业学堂，教学质量很好。我至今还怀念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王松龄。王老师教几何，在黑板上用手一比划，随手就画出一个圆，很圆很圆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0年敬业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学生来讲，一下进到了这么好的大学，有那么多名师，还有那么好的图书馆，唯一想法就是好好学习，拼命吸收知识。我在清华读书一年，只进过两次城。一次是国庆学生游行，乘大车到西直门；一次是学校为抗美援朝捐的东西，由数学系的一位老师和我负责保管，我们进城里典当铺里问价钱。那两次进到城里，我都很开心。虽然我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就去苏联留学了，但清华大学的名师和校训对我影响至今。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上了一年之后，系里从整个年级3个班100多人中，选了两名同学去苏联留学。其中一名就是我，当时听到特别高兴。我事前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考试。系里通知我第二天去北大集合。去苏联前，给我们留学生每人发了五件套：两个皮箱子、一件狐皮大衣、一顶皮帽子、一双靴子、两身西服。当时觉得一个小毛孩子有狐皮大衣穿，高兴得不得了。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学习、工作中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我夫人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我在原子能院工作，家在市里。家里和孩子都是由夫人来操心的。当然礼拜天回家我也会做家务。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家务活就是搬蜂窝煤。上世纪80年代，送煤的工人会把煤块运到楼门口，我家住在6楼，我和夫人就想法子制作一个吊篮把煤块运上去。后来人家不送了，要自己到煤店去运，我和夫人又想法子，给木箱子安了4个轮子，先把煤块运到楼前，再用吊篮运上楼去。回头再想这些，心里就感到快乐、温暖。 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的成长我没操太多心，都是由夫人负责。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比较差，心里有愧疚。跟儿子一起最快乐的事情是到了礼拜天我带着他去地坛公园放风筝。现在孩子在加拿大，在我心里，他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