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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副省长“下乡住村笔记”为何感人？ 读了人民网摘登的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的“下乡住村笔记”，不由得心头一热：焦裕禄的作风回来了。正如编者按指出的：“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刘副省长不带秘书，不打招呼，自带被褥下乡，到贫困小山村实地调研，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尽量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下乡住村笔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几顿饭的描述：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早晨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由于郭村镇书记和我们一起调研，池堡村的午饭甚至还上了一小盘‘平遥牛肉’，可能是从镇上商店临时买来的。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 刘副省长以上几段“下乡住村笔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公款吃喝顽症不但早已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就是对于当事人各级官员，也是一件深感头痛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大家知道，在缺衣少食、饥肠辘辘的年代，一碗米饭、两块肥肉已经是一种令人神往的高级享受；但是在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环境里，大鱼大肉已经难以激起脑满肠肥者的食欲。对于那些天天在酒家、餐馆陪客喝酒，一周难得有一两次回家陪亲人吃饭的官员来说，“高级享受”早已变成“高级难受”。刘副省长说的“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肺腑之言。其实，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之外，还要承担群众批评指责的思想负担和导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富贵病的身体负担。可以说，公款吃喝已经逐渐失去了吃喝的原动力，它之所以久烧不退，甚至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公款吃喝培养了一种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成为热情好客的表现以及摆阔气、拉关系的手段。因此各级官员明知“不可为”而欲罢不能，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内心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 第二，诚如刘副省长所言，其实，“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为什么“很简单”的事情，却成了“老大难”，长期无法“迎刃而解”？几十年来，数不清的“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对筷子、一张嘴”？说穿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两点，即：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要是决心够大，把公款吃喝明确定性为贪污受贿行为，违者一律予以党纪国法严惩，同时进行经济退赔和处罚，官员们还敢肆无忌惮地花费公款大吃大喝吗？至于杜绝公款吃喝的方法问题，过去有关部门的失误在于只治标不治本，总在“四菜一汤”等接待标准上做文章，而忽略了从限制吃喝费用这个源头上下功夫，因此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成了无用功。刘副省长提出的“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确实是一副“药到病除”的特效良方。做到这两条其实很简单，难度并不大，关键是管理者、监督者愿不愿意这样做。说白了，做与不做，还是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如果连这样民怨沸腾、估计每年高达数千亿元的公款吃喝问题都长期无法解决，还怎么能使老百姓相信执政者有决心、有能力解决更加复杂、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呢？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对于指导党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希望执政者勿忘历史使命，增强危机意识，自觉倾听民声，顺从民意，忠于职守，有所作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