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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景王变法 《老子全解与中华精神建设》文章 书号：ISBN7-207-03559-3/b.98 我国公元前521年（鲁昭公21年）的周景王传无射钟变法一直是中国史志敏感而又隐讳的历史问题。如：由这次变法引出的所谓“王子朝之乱”的记载，与此后只有200年的《韩非子·说疑》认定的“单氏取周……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既然举耳，以为是也”，即认定是单穆公政变“弑君”相矛盾；记载的“周乱”由“庶孽之祸”引起，与《左传·昭公十八年》所记“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必有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不学！’”认定“无学”不学周礼造成“大人患失而惑”引起的“周乱”相矛盾。究竟是“庶孽之祸”的“王子朝之乱”还是“无学”理论不学周礼“而后及其大人”引起的“周乱”呢？由当时周朝的一个诸侯邦——鲁国撰写的《左传》、《国语》对此也没有一个明确结论。遗憾的是后人也视而不见，主张以果代因，即认定是所谓的“王子朝之乱”而不是“景王铸无射”变法。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 对景王变法的褒贬，涉及现代文化如何正确对待春秋文化，及它与“独尊儒术”后的所谓“儒、释、道文化主轴”的关系问题，直接涉及如何正确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大课题。由于反对景王变法派胜利后销毁史料，秦时的焚书坑儒和西汉的独尊儒术，能幸存下来的变法因果史料就不多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景王变法的目的在如何发展王道、统一诸侯，并不在事后评论的所谓“庶孽之祸”上。景王的“无射”变法就是《国语·景王二十三年》，伶州鸠所言：“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的内容。在诸子的言论中，当时的“哲人令德”就是指老子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周景王的宣布哲人令德的变法，是人类历史上王道克服霸道向民主迈进的伟大天下（社会）主义历史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代。 为了寻求景王变法历史的本来面貌和现代文化最佳的接续点，本文力所能及地收集了先秦与“景王传无射而为之大林”的有关历史资料。以《左传》、《国语》为历史时间的经线，以先秦诸子言论为逻辑空间的纬线；在政治上以王道与霸道对民道争治为矛盾线索在理论上以个人主义“身贵”、集体主义“邦贵”和社会（天下）主义“天下贵”为思想矛盾线索，在时代上以老子“身、家、乡、邦、天下”进步为断代根据，进而确定其史实和理论派系的文化思想取向。在这个庞大工程的基础上，力图有根据、有联系、有目的、有结论地逻辑出景玉变法与老子其人其文的历史事实。 对此，本文论述如下，以求教于同仁学者。 变法的动机和历史背景 在《国语》中，第一个倡导王室变法的人并不是周景王，而是他的哥哥——灵王长子太子晋。公元前550年（灵王22年，鲁襄公23年）因治理王城洛邑谷、洛之斗（斗应指虚怀的王族与原地官宦之争，说“水”斗无意义），“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周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周康王）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周厉王）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日：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未观夫前哲之令德……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在《周书》中晋国太师师旷歌颂太子晋“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类好乐无荒。”因此说，周景王的无射变法是继承了他哥哥太子晋的遗志，只可惜太子晋因病早逝，否则就不会产生景王变法失败的后果了。 师旷“歌无射”和周景王“铸无射”，与“修义经”和“宣布哲人之令德”说的同是一件“示民轨仪也”的律令。在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不便的古代，用鼓声和钟声传播行令和律令，因此进兵时用鼓声，收兵时用锣声。周朝用六种不同的钟来表达六种不同的律令，“无射”是第六律。《国语》记载说：“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赢乱，所以扰柔容民也。’”周朝的教育设“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艺”即才能。其中的“射”和“御”是射箭和驭马的理论会意字，意思是如同用箭射物般的识度事物和驾驭车一样的御导事物。六艺下面又分不同学科“艺之科”，“射艺”有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门科学，可会意为关于认识、联想、推敲、意志和目的的科学技术（对文字理解应借助书艺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古文字学理论）。中国传统科学是才能下的分科，而西方的科学是知识分科的归类（因此要补以技术）；中国是“艺”分“科”，西方是“科”归“类”。由于孔子在周乱后改写了六艺为礼、乐、诗、书、易、春秋以后，春秋时的六艺之科就失传了。变法中说的“无射”并非是“不射”，无不等于“不”，而是“无，之以为用”的识度事物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又称为义经和令德。春秋时的生产力和科学很发达，当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现在还高，当时出现的老子、孔子、孙子等科学理论家至今仍然是社会理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