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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 Arabic 1 — 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由《帝国与传播》引发的随想  13新闻李一鸣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正如伊尼斯在书中所说，传播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始终与当时媒介传播的模式相左右。  在这部总共七章的著作中，除第一章绪论外，伊尼斯分章讲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五个古典文明媒介传播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并在第六章与第七章特别论述了传播工具的发展历史——羊皮纸与纸张、纸张与印刷机。这是一部集人类科技史、传媒史、政治文明史为一体的经典著作。在此，我将就书中所提到的帝国文明与传播媒介进行引申性的随想，而不会对原著本身多加评述。  就个人而言，我平时是喜欢研究古代文明史的。因此在西席推荐的众多书籍中特别留意并泛读了这本书。一个帝国（抑或文明）的产生与它所处地理环境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埃及，是尼罗河给人类的馈赠；巴比伦，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孕育而生；辉煌的希腊，是高山与海洋的杰作；至于盛极一时的罗马，则是以上文明在七丘山融合的遗珍。而以地理环境为前提条件产生的帝国文明所拥有的传播模式也必然不同。  凡是研究或了解过古埃及文明的学者乃至普通人无不知道大名  鼎鼎的卡迭石条约和罗塞塔碑。前者是第十八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  与赫梯国王战争后留下的条约碑文，它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后者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国王下达。给臣民的诏书，以古埃及圣书体、手写体及希腊文三种文字形式刻成，最后它成为了法国古文字学家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的钥匙。二者皆是用石头刻成，历经数千年不毁。石刻需要大量的适用石材，而埃及北部的吉萨高原和南部的努比亚便是天然巨大的花岗岩矿区。  我个人与伊尼斯的观点有所不同，伊尼斯认为莎草纸的发明相对于古老的石刻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但纵观上下六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以石刻为载体的传播模式无疑是其文明程度的最佳代表。虽然中后期出现了莎草纸，但由于其不易保留的缺点，使其传播功效在时空上远不如石刻来的明显。宫墙上歌颂法老丰功伟绩的刻画，神殿里描绘神灵故事的雕像，坟墓里布满咒语的石柱，商船上远销海外的刻有埃及文字的瓶瓶罐罐……埃及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以石刻上文字作为自己信仰与力量的展示手段，向臣民与邻国传播君主与神灵的神圣和力量。帝国强盛，则宫殿庞大，石刻密集；王朝衰落，则建筑工程难以为继，作为对外展示国家力量工具的石刻也便减少。  伊尼斯认为，由尼罗河汛期而产生的立法是君主权威的来源。而在我看来，石刻是帝国文明强大的集中表现。  无独有偶，地处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巴比伦王国，宗教制度长期垄断文字的使用权。王权一度成为宗教势力的附庸，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成形文字的楔形字甚至不为王国政府  所使用。故而王权一旦复兴，文字传播的巨大力量也立刻显现。《汉莫拉比法典》的产生便是君主独立使用文字传播的典型代表。该法典舍弃了厚重易碎的传统泥板，而是选择雕刻在石柱上，利用随处可取、利于保存的特点，将文字传播的时空维度大大延伸，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最大化的传播帝国统治者的意志。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二者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伊尼斯在书中所要表达的主题大致如此。  当某一传播工具发生全面性的变化时，帝国的宗教、政治组织也将受到难以避免的冲击。由此也不难解释作为一个真正“成熟”帝国的罗马在羊皮卷全面代替具有希腊风格的大理石刻成为帝国对内对  外传播信息的工具时，基督教能够在中东地区的社会边缘地带逐渐成为上流社会所热衷讨论的事物，并最终代替多神崇拜，一跃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细而论之，希腊式的石刻由于造价高昂，做工费时，帝国的财政在维系庞大的政府支出的同时，已无力支持并逐渐减少对石刻神像、庙宇、经典的投入。而造价相对低廉、产量较高且已有上千年使用经验的的羊皮卷便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宗教经典传播的替代品。这便给以“无偶像、奉经典”为教旨的早期基督教以可乘之机。大量以羊皮卷为原材料书写的《圣经》在底层民众间传播，并逐渐为上流社会接受，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宗教大换血。以传播、宣传取胜的基督教彻底割裂了帝国内部传承千年的多神宗教体系。  小小的羊皮卷能让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罗马改头换面，而书写在羊皮卷上的文字让危机重重的帝国走向分裂。帝国在空间维度上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辉煌，然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却让帝国内部矛盾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