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选举中的“家族争斗”与“群体焦虑”——以Z省S县西坪村为例.docVIP

村庄选举中的“家族争斗”与“群体焦虑” ——以Z省S县西坪村为例 摘要：实行“乡村分治”之后，政府的行政权力适度回缩，造成了管理上的松动和缺位，于是村委会选举成为乡镇政府和村民都十分重视的大事。人们参选的动机各异，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积淀下来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派生的“群体焦虑”却是相同的。“群体焦虑”使基层的民主选举变成一场以家族为单位的“家族争斗”，从而导致了群体对基层民主的强力冲击。但是平息“群体焦虑”仍需要更高层次的民主，没有现代化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关键词：宗族实体；宗族制；五服；城乡二元结构；群体焦虑 2008年5月，笔者就“宗族与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关系问题”到地处东部沿海的Z省S县西坪村进行调研。这个只剩下不足1/3人口的“空村”，居然利用传统的家族关系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经商打工的上千名选民聚拢在一起参与选举，这是连各级政府都难以做到的。“群体焦虑”使村民的参选热情几近“疯狂”，以致有关部门不得不调动了数十名防暴警察与县公安局干警一起维持治安。民主选举蜕变为一场偏离初衷的“闹剧”，而选举后仍遗留下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一、村情与传统宗族文化 (一)极端恶劣的环境与“候鸟”式的生存方式 S县在Z省属于发展较为迟缓的后进县。H镇在S县居贫困乡镇之首，是Z省211个经济欠发达的贫困乡镇之一。西坪村又是H镇最贫困的村庄。西坪人靠农业只能维持半年生活，剩下半年全靠外出打工度日。每年春天西坪人先把自家的地种完，而后赶往宁波郊区为当地农户播种水稻。夏收夏种时西坪人也是先忙完自家的农活，再赶往宁波郊区为当地人收稻种稻。雇主以稻米作为酬劳付给雇工，也有付给现金的。得到稻米的就在当地以物易物换回棉布棉线或生活用品，回到S县再将棉布棉线卖到染坊，或是将生活用品卖出获取两地差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即“候鸟”式的生存方式缓解了人口压力，使西坪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至新中国建国以前。 (二)“宗族实体”与“宗族文化” 第一，西坪村是单姓村落，陈氏宗族具备完整的“宗族实体”，包括族谱、族祠、族产、族规、族长及健全的宗族组织。宗族掌握了西坪村的所有权力，诸如对先祖的祭祀、制定族规族法约束及奖惩族人、协调对外关系、保障成员的居住权与土地占有权、组织水利设施建设、维护村庄治安、发展教育、调节仲裁族内矛盾等所有内外部事务的管理处理权力。1949年前，强大的宗族统治阻断了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所有联系。完备的“宗族实体”保证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宗族文化”在西坪村的推行与传承。“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不同“房”、“门”为单位、依长幼尊卑关系制定的严格的伦理体制。世代传承的“宗族文化”使绝大多数成员在信念上树立起对宗族统治的高度认同，“亲亲”、“孝悌”、“忠义”、“相助”等观念成为所有家族成员的思想行为准则，也使西坪人在婚姻、生育、老人赡养、丧葬、建房造屋、财产分配、节日庆典等生活习俗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在宗族统治下，所有违背“宗法制”的行为都将遭到群体的排斥甚至惩罚。 (三)宗族与家族的关系 通常在宗族内部占据强势地位的家族，能够轻易获得宗族的领导权，这样就产生出大家族有可能操纵宗族统治权而侵害小家族的权益问题。小家族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就会导致矛盾冲突频仍甚至宗族解体。为了避免家族矛盾冲突的激化、防止宗族的解体，西坪村形成了针对宗族领袖权力过大以及滥用权力的制约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分解大家族，以“小家族”制衡宗族权力以及在族内无条件地推行最彻底的“同姓不婚”。 宗族与家族不同，一般“五服”之外的同宗同姓群体称为宗族，“五服”之内称为家族。西坪村绝大多数家庭都属于陈氏后裔。据陈氏族谱记载，陈氏宗族曾七代单传，传至第七代生下四个儿子，形成四个分支。四个家族分别命名为“大房”、“上楼房”、“四分房”和“七年房”。以“实力”和“势力”分，“上楼房”和“四分房”两支较弱，而“大房”和“七年房”两支较为强大。“七年房”下有六房，其中“第四房”最强，在1949年前先后出了几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历史上“大房”和“七年房”长期担任宗族的领袖，而“上楼房”和“四分房”难以进入领导层。为了均衡权力，避免倚强凌弱，宗族内自然形成了多个以小家族为核心亦即“五服”内成员构成的利益群体，也就是由众多的小家族组成了制约宗族领袖的联合力量。在理念上宗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家族的利益是高于宗族利益的。这是因为家族的利益更为具体，与每一位家族成员的关系更为紧密。小家族的强化使弱势群体在宗族的运行和活动中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 二、宗族文化的断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化 1949年以前，西坪村的人际关系中缺乏典型的“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也就是说很难从内部产生出对抗和革命的冲动；如果没有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