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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精)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精) PAGE / NUMPAGES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精)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 localization ），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 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 地方产权制度 （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 2000 年，第 1 页）。 另外一个方面， 80 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 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 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 2000 年，第 3 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 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 [2]. 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 题：（ 1） 浙江模式 的本质是 自组织经济模式 ；（ 2） 浙江模式 具有可扩展性；（ 3） 苏南模式 具有过渡性；（ 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 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 5） 浙江模式 很可能是 哈耶克扩展秩序（ extended order ）模式 或者 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模式 . 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 morphological study ）理路（欧肯， 1995 年中文版，第 5 页）。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 肯，同上，第 106-122 页）。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 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 1996 年，第 123 页）。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 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 研究者于 90 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