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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有感 最近，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中国教育改造》，收获与感慨颇丰。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先生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而《中国教育改造》这本书，更是代表了他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 关于中国教育，陶行知先生认为有五旧：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外国，偶尔尝试。如果不革新这五旧，则旧式教育根本无法进步。第一，赖天工将成败利钝都归于气数，是一种妄自菲薄的惰性思想，实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体现。实际上，只有以人力胜天工，才能探究教育的真正奥蕴，常保其新。第二，沿袭陈法，似为“刻舟求剑”之举。问题不同，方法自然应该有所差别，所以适合昔日问题的旧法的问题未必适用于今。不思量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新的问题面前就只有碰壁和叹息。第三，率任己意就是通常所说的凡事想当然。我们的所思所学，都应该有所凭据，不能只凭自己的一时之意，武断了事。第四，仪型他国，这是陶先生所批驳的“外国病”：凡国外的都是先进的、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的除旧革新，还须考虑本土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国外的“先进之法”。陶先生在自序中就有所说明，在选择旧稿时，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自己在中国教育改革中实际体验出来的。这种思想指导贯穿于陶行知一生，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中国所设计和实践的教育。第五，偶尔尝试，其最大的毛病在于心血来潮，说干就干，“计划不确，方法无定”，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如此自然无法做到除旧革新。 而除旧革新之法，唯有试验，试验才是教育的常新之道。“此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之由来”，陶行知先生认为，全国学者如果能尽刷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 除此之外，提到陶行知先生，大家必然会想到他提出的“教育是立国的根本”，而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 陶先生说：“城里学校林立，乡下一个学校都没有。以赋税论，乡下人出钱，比城里人多些；他们的代价，至少也应当和城里平均，才是公允的办法。故乡村教育，应为教育者所注意。”我国的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还非常缺失，与城市教育相比亦非常落后。如何才能打破城乡教育失衡、打破乡村教育内部的失衡呢？在《中国教育改造》乡村教育有关篇内，他客观揭示了农村、农民、农村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尤其提出了乡村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探索出一整套改造乡村教育的理论设想和实践计划，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今乡村教育改革、农民素质提升乃至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先生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学工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乡村小学设计了一些切合乡村生活的课程。在他的学校中，除了学习一些基础课程之外，个人、学校的生活和所处环境的改造等一切与社会相关东西都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书中还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陶行知先生先是用教学法替代教授法，又从教学写到了教学做，他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有前后矛盾之处，但其实这矛盾处，恰恰说明了陶行知先生在实践与探索中的长进处，这正是试验革新的体现。 陶行知先生在回国之后，见到学校内，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便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的必要。这种情形尤其以大学为最坏，导师被称作教授，教的方法叫做教授法，好像是在拿知识来赈济人的。于是，陶行知先生便主张用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他认为理由有三点：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第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生学的法子；第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是教学合一的起源，如此，先生的教既能与学生的学有所联络，也能与其自身的的学相联系。有了这样的联系，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寻找无价的新理了。 后来新学制颁布，陶先生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理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所以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所以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陶先生将 “教学做合一”作为校训，是希望学校的基础都能够建立在这五个字上面。 陶行知还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在批判老师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