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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些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疫情肆虐等问题,世界政治局势呈现明显的保守化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对跨境贸易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究与我国相关政策性案件发生频次与进出口体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等变量的相关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策性风险的发生趋 势。
关键词: 贸易保护主义,跨境贸易,贸易体量,政策性风险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普遍减缓,伴随着经济增速降低甚至某些地区的经济情况持续下行,地方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跨境贸 易体量稳步增大,地方保护主义兴盛、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应当被相关企业管理者纳入考虑范围。
到目前为止,针对跨境贸易风险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支付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等方面,直接针对跨境贸易中政治风险的研究较少。而现有经济研 究中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测度较为复杂也不成熟,跨境贸易作为地缘政治风险中的一个侧面,管理者难以直接应用该指数帮助决策。
本文采用从商务部贸易救济信息网获得的相关案件统计数据和从国家统计局获得的进出口数据(1995年~2020年),结合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构建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试图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跨境贸易救济案件发生的原因,帮助相关企业管理者进行风险控制 和商业决策。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从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获取1995年~2020年相关案件的记录共计6902条,案件类型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从中筛选出被诉 国/地区包含中国(考虑显示情况,该部分数据不包含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记录)的记录共2181条。整理该部分数据并生成折线图,发现贸易救济案件发生频率呈现整体 上升态势;而观察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下简称为 “EPU指数”),也发现了相类似的震荡上升的总体趋势,如图1、图2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被解释变量采用每年度发生贸易救济类案件发生数,作为跨境贸易的政策风险的量化替代指标。 解释变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政策风险部分,另一部分是贸易体量部分。
EPU指数是一个由三位美国学者(Scott R Baker、Nicolas Bloom和Steven J Davis)编制,主要用来反映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的指数。 EPU指数与 实际宏观经济变量有显著的反向关系,因此本文取EPU指数①作为反映政策风险的指标。
而贸易体量部分则直接由我国1995年~2020年进出口贸易的值来表示,设置该解释变量是希望能探究该类案件的增加到底是因为全球政治的转变还是单纯因为贸易体 量增加而带来的摩擦,证明政治转变是否在日益影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
三、模型构建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数据统计中运用回归分析确定两个及以上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定量关系分析法,模型一般表示为: Y=a+bX1+cX2+ …+nXn,一般包括选 取变量、数据的信度及效度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回归分析结果等步骤。
在本文中,设被解释变量案件发生数为Y,解释变量跨国贸易体量为X,解释变量EPU为Z②。
对三组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经过相关性分析,首先,可以确定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且从上表可以观察到,被诉数与贸易体量之间系数为0.731、与EPU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466,贸易 体量与EPU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35,均在0.4~0.7区间内,可以认为三者之间互相均有较为紧密的相关关系。
已知三变量之间存在相对较为紧密的相关关系,接下来进一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构造具体的模型,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
从ANOVA表可以看出,该模型的显著性为0.01<0.05,即说明该回归模型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调整R2系数为47.1%,虽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的线性相关关系显著,但数据拟合优度一般。同时发现在模型中, EPU指数的回归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样本容量较少有一定的关系,在该样本的分布中, EPU指数这个变 量没有对因变量被诉讼频数造成影响;这种不显著也可能说明了该指数所反映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还未扩散到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政策性诉讼的程度。
根据以上结果得到模型:
Y=57.861+0.176X-2.004Z
四、结论
(一)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在1995~2020年之间发生的跨境贸易政策相关案件的发生频次与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该类型案件发生的 频次,均与我国跨境贸易体量显著相关。虽然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为一般,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跨境贸易在政策风险方面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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