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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分析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分析 1 一、外国新闻史研究现状 2 (一) 从宏观到微观:国别史研究框架确立 2 (二) 从阶级斗争史到媒介史:研究源头上溯 2 (三) 从“他者”到“交互”:全球化研究视域的确立 3 二、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 4 (一) 缺乏整体的研究视野 4 (二) 缺乏适宜的历史观 4 (三) 历史分期上的模糊 5 文2：新世纪以来我国纪录片的发展 6 参考文摘引言： 10 原创性声明（模板） 11 文章致谢（模板） 12 正文 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分析 文1：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进入繁荣期，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外新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 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逐渐清晰， 研究视野逐渐明确。但是相较于硕果累累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 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种种困境。 一、外国新闻史研究现状 (一) 从宏观到微观:国别史研究框架确立 长期以来， 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以先进新闻传播为主线的论证框架， [1]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社会学、新闻文化史等研究方法的传入， 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发生转向， 学者们多操持“社会史中的专门史”的立场， 使得外新史中的国别史与专题史研究蔚为壮观。[2]到目前为止， 已有68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以专著、论文的形式进入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方汉奇老先生将中国学者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朱世溱的《欧西报业举要》在《申报》上连载到新中国成立;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3]这三个阶段， 尤其是前两个阶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外交逻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限制， 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和框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学术研究的倾向性明显， 客观性受损。新世纪以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 学术研究环境相对宽松， 意识形态的管制有所放松。国别史的研究框架得到确立， 研究的重点也进一步转移到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探讨上来。 (二) 从阶级斗争史到媒介史:研究源头上溯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的历史书写范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也辐射到了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上， 具体表现为由阶级对抗史转向技术发展史。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渐渐摆脱革命叙事微观视野的束缚， 研究兴趣开始聚焦到媒介技术、组织及其对人类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上来， 开始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统领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外国新闻史的长度由此延伸， 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得以昭显。外国新闻史研究由此契合了技术发展的脉络， 体现了时代特色， 这同时也使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有了工具理性色彩。[4] 这一时期， 技术的发展与变迁开始成为外国新闻史研究的关注点， 因此开始出现依据技术脉络梳理的外国新闻史研究成果， 如郑超然等学者的《外国新闻传播史》、陈卫平的《中外广播电视简史》等。研究技术视角在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确立， 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外国新闻史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具有引领意义。 (三) 从“他者”到“交互”:全球化研究视域的确立 进入新世纪以来，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 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要素实现了自由而便捷的流动。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共享。因此， 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开始逐渐摆脱空间上的束缚， 进一步拓展到全球范围。在此语境下， 以往单一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框架逐渐被解构， 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式传播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新的视野， 新的全球化研究视域得以确立。 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前提。全球化传播视域的确立， 使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角度日渐多维， 分析框架日渐多元化， 然而随着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不断引进和本土化的逐渐成熟， 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 我国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主体和话题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二、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 (一) 缺乏整体的研究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此间各类研究、教学成果层出不穷。但是， 我们同样要认识到， 受外部环境条件及自身研究方法、范式等的制约， 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依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我国新闻事业日益表现出的独特性， 以及新闻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照下表现出的特质， 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政治性、专业性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