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docxVIP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最近一年多，谈论“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迹象日渐增多。①有些研究生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研究“九十年代文 学”应否有自觉的史学意识或借助理论建构来完成这一意识而觉得为难的问题。②说老实话，我对“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 向上推进到“七十年代文学”，向下延长至“九十年代文学”，以此建立“这三十年”文学史的史学意识、研究范围和基本框架， 是赞成的。前几年人大的“博士生工作坊”，有一点尝试“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零星经验，组织学生写过文章，但因受到潜 在问题的阻碍而搁浅。③我之所以对再启动比拟犹豫，是因为被法国历史学家郎格诺瓦?瑟^博司《史学原论》的一句话 消除了冲动念头，致我畏缩不前： 那些最早打算根据现场资料来撰述历史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 生了的……④ 其实，对研究者来说，阻碍不光来自我们与研究对象过近的历史距离，还有能否对相互矛盾的成堆材料进行有效 甄别的担忧。所以略为探讨，是有必要的。 ——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史学意识？ 一个时段的文学是否有自足的史学意识，一定程度取 决于它有无自己的下限。我从一个学生的读书报告里，看到了他在引用几位中外作家和批评家的观点时犹豫迟疑的态度。 比方，对什么可列为“时期”，詹姆逊的看法是：“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 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响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统的结构范围之内发 生的。”⑤但身处中国文学当中的批评家、作家李敬泽和李洱，对这个“时期”的感观却有所不同。李敬泽认为，“无人认领 也有道理。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又像吴亮老师所讲的，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都没想到要把它历 史化、对象化。同时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李洱说，“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有没有问题，现在时间还很短，还看 不出来”。⑥ 虽然詹姆逊理论和“历史化”一说在中国有超高人气，但他不是历史学家或史学理论家，没有意识到，缺乏下限的历 史，即使可通过理论架构来开展叙事，也不具备自己完整的史学意识。理论架构只是历史假设，而非历史自身，这是一 个普遍的规律。所以，恐怕李敬泽、李洱“九十年代远未终结二因为太近，“它甚至还不是历史”的说法，更接近他们作为 “当事人”，抵近观察到的文学开展的事实罢。二李的“远未终结”说，被年轻研究者转译成了“浩然现象”还没结束，也许还 在“短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的另一种说法。⑦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和年轻研究者相信，理论建构的历史假设固然有吸引 力，然而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是减免不了的参照。 但是，作为对一个时期的认定，詹姆逊所发现的“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在很多人身上确实是存在的。换一个 角度说，这是研究者认识和理解“九十年代文学”的共同性视野，虽然这只是从理论出发，而非从文学史实际出发的一种 理解方法。比方，我们所知道的南方谈话后的“市场化”等巨大社会变革，以及这一思潮所孵化的《我与地坛》《心灵史》 《废都》批判事件、王朔现象、人文精神讨论，包括文学市场滑坡、文人下海、杂志改制和群众消费文化兴起等。这个 相同的客观情境，几乎笼罩、重构或包装了人们的“九十年代意识”。它渗透到了作家创作、读者阅读反响、文学史研究 的各个角落。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还在那里，不过换了另一套说辞，这也是需要看到的事实。 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各自的下限是比拟清楚的。由于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历史收尾点， 研究者即使不参照詹姆逊的“相同的客观情境”，仅凭历史终点所组织的史学意识，也能够开展比拟清楚的文学史工作。 这不是说它排除了被重新放进“延长线”的叙事可能性，只是说这种外溢性做法，终究还是要为它们已经内在化的自觉服 务的。这个外溢性，并不能以颠覆这个内部实体而存在。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前提，是如何厘清自身的路径和问题。 “九十年代文学”，一定程度是在延续或解决“八十年代文学”的问题，比方文学与当代史和市场的关系。后者在王朔 这条线索上。1988年被称作“王朔年”。而王朔小说对1980、1990年代“新北京”的另类叙事，因为他的下海，因为他与 批评家的交恶，更由于他对自己投身文学市场的职业作家身份的大胆辩护，而招致批评界对他的激烈批评，由此扭曲了 他本应被肯定的新北京另类叙事的文学成就。 王朔在《我和我的小说》中说：“我立意写小说，确实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这“对一个平头百姓来说，也不 是什么丢人的事。”⑧他说这段话有一个特定背景，这与他当时的处境有直接的关系。有研究说明，自北京医药公司辞职 后，他下海去广州倒腾过几次冰箱和彩电，可能所获不厚，于是又创办“海马影视公司”。公司虽取得了一定成功，又因 经营不善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