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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 1 一、死刑适用条件的异化 2 (一)忽略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 2 (二)改变死缓适用的标准 5 二、死刑适用程序的异化 6 (一)刑讯逼供惯性化 6 (二)超期羁押庸常化 8 (三)公、检、法三机关制约淡化 9 三、死刑适用理念的异化 11 文2：论利率传导机制区域异化 13 一、文献述评 13 二、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5 (一)单位根检验 15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6 三、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16 四、结论与对策 18 参考文摘引言： 21 原创性声明（模板） 21 文章致谢（模板） 22 正文 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 文1：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 如果说有一种悲情在悲剧之上，那就是悲剧的重复。佘祥林第二—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自该案被害人“复活”后，审判机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错案再纠程序;高层也快速做出反应，周永康在中央政法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五次专题汇报会上强调“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真正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上述动作能否真正防止悲剧的重演?笔者以为，高层的重视、证据规则的完备，仅仅是防止悲剧重演的硬性条件，如果司法转换的问题不引起重视，我们坚信，赵作海的悲剧还会重演。因为刑事判决脱轨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刑事立法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刑事法律制度执行异化的结果。因此，本文以赵作海案件为切入点，从死刑的实体适用、死刑程序适用等方面，分析刑事执法过程中的异化问题，借以呼唤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律执掌机关，树立严格执法的理念，使得法律的执行不是要再一次去破坏已经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 一、死刑适用条件的异化 (一)忽略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 1997年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一无明确的立法解释，二无明确的司法解释，三是从字面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只能看到犯罪行为严重的客观危害的要求，即适用死刑的客观标准。正因为如此，刑事司法对“罪行极其严重”的适用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似乎只要犯罪性质、犯罪情节极其严重，即可依法判处死刑。这种单纯客观意义上的死刑标准的解读，势必会导致死刑适用的扩大化。我们认为，对于死刑的总则统领性条款，应当严格按照限制死刑的精神和主客观统一的全面原则去理解，既要结合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又要考虑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对象不仅在客观上要“罪大”，在主观上也要“恶极”。具体到刑法分则，同样也不能认为，只要符合分则规定的死刑条款就可以适用死刑，因为死刑的分则判断标准与总则是紧密相连的，死刑不仅总是与极其严重犯罪性质、情节相联系的，而且与最严重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密不可分。然而在刑事法律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司法机关往往会机械地按照分则条款规定的死刑罪名来判决，几乎从不实质引用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使得这一指导性的限制死刑的条款虚置，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大多忽略了人身危险性的考察，使适用死刑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犯罪情节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三标准降为二标准，从而改变并降低了死刑适用的标准。 我们认为，死刑的适用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虽然人身危险性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然而无论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的目的还是死刑的总则性标准中都能找到其存在并能限制死刑的合理根据:首先，从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其基本含义是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其实质内容，在于坚持以客观行为的侵害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结合犯罪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本身对于社会的潜在威胁和再次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