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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罪与罚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罪与罚 ：邓定永来源：《法治与社会》 2021年第1期  2021 年10 月28 日，重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汽车不幸坠入江中，车内15 人全部遇难。11 月2 日，官方经过深入调查，公布事件起因：因一名女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并打斗，司机受到干扰操作失误而导致汽车坠江。  类似案件并非孤例。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类似案例有几十件。从以往刑事判决结果看，对于乘客与司机因争执互殴引发重大事故，该如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处理结果常因个案而有所不同。  通常涉及三个罪名  笔者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编辑的权威刊物《刑事审判参考》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例发现，类似情况通常涉及罪名主要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寻衅滋事罪。  首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在刑法第114 条和115 条，它和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规定在同一条，是上述四个罪的兜底罪名。刑法理论上认为，因为该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起刑点较高（3 年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该罪中“危险方法”的认定不能漫无边际，必须和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手段行为具有相当性或等值性。  刑法第114 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 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以上规定来看，该罪有两种形态。第一，危险犯。即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实害结果，但已经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第二，实害犯。即行为已经导致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其次，交通肇事罪也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因是一种过失犯罪，故要求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且法定刑相对较轻。刑法第133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再次，寻衅滋事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刑法第293 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从法条规定来看，成立该罪无需造成严重后果，且起刑点高于交通肇事罪，但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类司乘互殴发生重大事故的案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殴打行为足以导致车辆失控，从而直接引发交通事故的；二是殴打行为不足以导致车辆失控，但引发司机擅离驾驶岗位致使车辆失控，从而间接引发交通事故的。  具体到本案，大部分刑法学者认为，乘客刘某和司机冉某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司机冉某的责任更大。如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乘客什么人都有，无礼的、撒酒疯的，甚至于还有精神病的……  但是司机应该受过安全教育，具有应有的职业素养，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合理应对，以安全为主！”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罗翔就认为“司机的行为不宜以故意犯罪论处”，其主要理由是难以认定司机对严重后果存在主观故意。  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现有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还不够完善。如旅美著名法学家周大伟教授提出了“将单纯的（即尚未造成身体伤害结果）暴力行为入刑”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胡云腾大法官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当然，因本案中的乘客与司机都已死亡，客观上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本案的刑事诉讼程序将不会启动，即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后将不予立案。  公交公司应履行赔偿责任  接下来就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民事赔偿责任由谁承担？从获得赔偿的可能性与便利性考虑，遇难乘客（刘某除外）的家属应当向公交公司主张赔偿。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所言，“虽然是司机和那名女乘客是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但应当是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