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docVIP

PAGE PAGE 1 内容提要：本文对陈直《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商榷，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狱市”或称“市狱”，普遍存在于各地，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 关键词：大市、狱市、城市市场，《汉书新证》“大市”陈直《汉书新证》云：西汉初年，在各郡重大都会设有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此条材料，甚为重要，一般学者，多不注意。证之《季木藏陶》，103页有‘曹市’、‘东武市’，104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见《考古学通论》创刊号）……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指大范围地区之名词，不是郡国专称之名词，与《史记》高祖六年立大市的记载正合。大市制度不久即废，故为《汉书》所未详。[1]这一观点颇有影响，屡为论者所征引[2]。我认为它的正确性值得怀疑，且关系到对汉代市场发育程度的理解，有必要进行讨论。陈直先生把古陶中的“曹市”、“代市”、“河市”说成是刘邦所立的“大市”，又把“大市”解释为超越郡国的大范围地区的市，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其实只是一种推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看，战国秦汉以来的“市”，一般以它所在的城邑来命名；大城市有几个市的，则以其所处方位或地点命名。俞伟超根据大量出土文物的调查指出，“调查从出土地点明确的标本来看，大凡地名为二字者，大扺省略一字”，“曹市”是“曹阳市”的略称，“代市”是代郡代县的市之略称，“河市”是“河南市”的略称等等[3]。说“曹市”、“代市”、“河市”是超越郡国范围的市，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何况市场范围的大小，未必是从名字上能够反映出来的。其实，“大市”并非汉高祖发明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地官·司市》载：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为主，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郑玄注：日昃，眣中也。市，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也。百族必容来去，商贾居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4]上述记载表明，先秦城市中的“市”一日开放三次，有朝市、夕市和大市。在朝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商贾，因为他们居于城中市的附近。在夕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小商贩，因为他们要“朝资夕卖”。在大市出售货物的则是范围更广大地区的老百姓（“百族”），大市的时间是太阳当午而开始西斜的时候（“日昃”），因为这时候最便于各地老百姓赶来做生意。由于这次开市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大，所以称为“大市”。这种“大市”制度看来延续到汉代。因为郑玄是东汉著名学者，如果汉代的“大市”与《周礼》的“大市”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应该有所说明。《后汉书》卷31《石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唐李贤作注时就是引用《周礼》来解释的，他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因此，《周礼》的记载和郑玄的解释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国秦汉“大市”制度的基础。所谓“大市”不是在普通的市之外又建立一个跨郡国的特殊的大型市场，而是一般的市中每天三次开市中的范围和规模较大的一次。由于一日三市的“大市”开市的规模较大，所以人们又往往用“大市”来称呼城市中的市场。这种情况，春秋战国已然。《荀子·非相》描述形容佼好的浪荡子，“俄则束乎有司而戳乎大市”。这里的“大市”就不是专指“日昃而市”的市，而是指城里的市肆。战国市印中有“夻”的印文。裘锡圭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目录》释“夻”为“大”，指出“夻”即“大市”，并推测此市属齐都临淄[5]。这“大市”也是作为城市市场的称呼，而不是指某种开市制度。最有意思的是陈直先生自己曾收藏过凤翔出土的秦陶井盖三枚，陶盖铭文曰：“大市中四，井器大利，日利千万。”陶盖中部绘有市场图形，市场周围有市墙围绕，呈方形，靠近市墙每边的中部绘一小圆圈，中有一点[6]。凤翔是故秦都雍城[7]所在地，铭文中的“大市”应该就是指雍城的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凤翔发现了故秦雍城的市场遗址，该市场遗址位于雍城后部，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四周有土围墙，呈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米，四面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8]。正可与井器陶盖相互印证，说明雍城的市是被称为“大市”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写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这些“大市”井盖；看来，他获得和收藏这些陶井盖可能是在《汉书新证》写成之后。他得到了这些陶井盖以后，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