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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简介生理或医学奖1956年生，美国医学家，他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学位，于1984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杜克大学接受了儿科专业的训练。塞门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博士后训练，并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研究小组。1999年，他成为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并自2003年以来担任约翰·霍普金斯细胞工程研究所血管研究计划的主任。美国 格雷格·塞门扎生理或医学奖1954年生，英国医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他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医学，并在牛津大学进行了肾脏病学的专业培训。此后，他在牛津大学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并于1996年成为教授。他还是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临床研究主任、牛津大学标靶研发院主任和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的成员。英国 彼得·拉特克利夫生理或医学奖1957年生，美国癌症学家、哈佛医学院教授。他获得了杜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进行内科和肿瘤学的专业培训。他在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并于2002年成为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且自1998年以来，他一直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美国 威廉·凯林生理或医学奖 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氧气供应”，并确认了“能够调节基因活性以适应不同氧气水平的分子机制”。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过程的机制”，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发现也有望为对抗贫血、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平道路。获奖原因至关重要的氧气 氧气约占地球大气的五分之一，对动物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几乎所有动物细胞中的线粒体都会利用氧气将食物转化为有用能量。193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获得者奥托·瓦尔堡揭露了该过程是一种酶促反应。　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了一种机制，确保组织和细胞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供应。两侧颈部大血管附近的颈动脉体中含有一些特殊细胞，能够感知血液中的氧气水平。193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得主科奈尔·海门斯发现了颈动脉体感知到的血氧水平如何与大脑直接交流、进而控制呼吸速率。缺氧诱导因子（HIF）初露头角 除了在颈动脉体控制下对低氧水平（即缺氧）做出迅速适应之外，生物体内还存在其它基本的生理适应机制。在缺氧条件下的关键生理反应之一，便是一种名叫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激素水平会有所上升、进而生成更多红细胞。科学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了解了激素控制红细胞的重要性，但该过程究竟如何受氧气水平所控制，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格雷格·塞门扎研究了红细胞生成素基因、以及不同的氧气水平对该基因的调节过程。利用基因经过修改的小鼠开展的研究显示，位于红细胞生成素基因旁边的特定DNA碎片能够调节生物体在缺氧条件下的反应。彼得·拉特克利夫也研究了红细胞生成素基因依赖于氧气所做的调节。两支研究团队均发现，几乎所有组织中都存在氧气感应机制，不仅仅是通常生成红细胞生成素的肾脏细胞中才有。研究发现，该机制在许多细胞类型中广泛存在、且均能发挥作用。缺氧诱导因子（HIF）初露头角　塞门扎希望能弄清负责调节该反应的细胞成分。他在人工培育出的肝脏细胞中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复合体，能够依赖于氧气、与上述DNA碎片相结合。他将该复合体称作“缺氧诱导因子”（HIF）。在此基础上，他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致力于HIF复合体的提纯。1995年，塞门扎发表了一些关键发现，包括为HIF编码的基因。他发现，HIF中含有两种不同的、能够与DNA结合的蛋白质，即所谓的转录因子，现名为HIF-1α和ARNT。如今，研究人员终于能开始着手揭开这个谜团了。他们将借此进一步弄清该机制中还涉及哪些细胞成分、以及该机制的运作方式。VHL：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　当氧含量很高时，细胞的HIF-1α含量急剧下降。然而，当氧含量很低时，HIF-1α的数量增加，使其可以结合基因位点，从而调节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基因以及其他基因与HIF结合 DNA片段。一些研究表明，HIF-1α通常会迅速降解，但缺氧会对其起到保护作用。在正常氧含量下，称为蛋白酶体的复合物会降低HIF-1α的含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为泛素的多肽会添加到HIF-1α蛋白质中。泛素是蛋白酶体降解蛋白质的标记，它是如何在依赖氧的条件下结合HIF-1α的，仍然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　答案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大约在塞门扎和拉特克利夫研究EPO基因调控的同时，癌症研究者威廉·凯林正在研究一种遗传综合征——希佩尔-林道综合征（VHL综合征）。这种疾病会导致遗传性VHL基因突变的家庭中某些癌症的风险显著增加。VHL：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　凯林证明，VHL基因编码了一种可以预防癌症的蛋白质，并发现缺乏VHL功能基因的癌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