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改革受挫及其策略失误课件.pptxVIP

中国近代改革受挫及其策略失误——以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铁路国有为例（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矛盾与问题 最大困难是，它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其原因是: 第一，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进行变动。 第二，由于外患日益紧迫，改革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 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 其次是体制创新所引发的利益冲突。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的困难是，戊戌变法是在更为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下引发的，这就使得变革者的政治选择，更容易受焦虑、愤激的主观情绪所支配。 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官僚体制内部人数众多的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与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之间产生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前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改革的难度增加。（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两者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另一种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从而使改革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有利于变法的条件：首先，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而言，戊戌变法时期的清政府仍然具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在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中已经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共识：通过更大幅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来拯救中华民族。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 自光绪皇帝于1889年亲政到戊戌变法时期，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首先，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形成了至高的权威。其次，光绪皇帝本人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其合法性来自慈禧。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与心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光绪皇帝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威慑力和控制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使光绪皇帝并不具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拥有的正常权力地位。（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必须指出的是，慈禧并非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允许一定程度的变革。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变革的重要的制约因素。改革者和守旧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政治效忠选择是合法化的、光明正大的。在光绪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改革的障碍的情况下，维新派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是：要尽可能地安抚太后,并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范围内从事变法，尽量防止两极化态势的出现，至少要在初期阶段，取得使变法运动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传统政体本身的特点，是制定改革战略时必须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如果传统政体原来已经拥有了一个大规模的官僚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在他看来,集权化的官僚帝国,如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要比日本那种分封制条件下的改革困难得多。在分封制下,从事现代化变革的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地、大批地引用新人来充实自己,另起新的政治中心, 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然而,在集权的官僚政体条件下,君主固然可以提拔少数个人,但却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否则，就会引起原有官僚的剧烈反抗。 亨廷顿还指出,传统官僚体制下的改革,也只能采取缓进的方式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体制创新的“适度性”传统官僚接受的是保守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训练，他们是按照传统的成就标准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维护这种价值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不但是他们维持自己信仰之所必须，而且也是维护他们既得利益之所必须。推进变革事业的决策者，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的体制创新的“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