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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作业设计：理据与路径 根据学习的练习律，必要的练习或日常作业是有效学习的科学保障，但这一论断需要以作业设计本身的有效性为前提。现实中，大量的无效作业设计正成为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根据，这一点可通过一系列政策得到证明。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可见对作业问题的治理是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核心议题。其中，《通知》针对中小学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作业功能异化等问题提出要严控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等具体要求；“双减”政策进一步强调要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设计出高质量作业。同时，2022年基础教育工作要点中再次强调作业设计要注重“压总量、控时间”“调结构、提质量”，切实提高作业设计的有效性。在教育实践中，近五成的一线教师认为设计高质量作业存在困难，且作业设计需要教育专家指导，尤其是设计开放性问题。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现实诉求都倒逼着教师设计出高质量作业，因此，文章着眼于“双减”背景下有效作业设计的理据、构成要素以及探究中小学有效作业设计的路径，以期为基础教育作业的治理抑或是“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研究基础。 一、作业设计的无效性表现 关于“作业”的相关论述，《学记》中有所记载：“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换言之，教学时有正课，课堂之外有课后练习，“正业”必须伴以“居学”。此时的“作业”被视作正式课业后的补充。随着新课改中育人为本理念的回归，作业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由对知识与技能的巩固延伸到除此外还包括促进学生主体的成长与发展。随着作业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业设计也随之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业设计是对作业进行设计的动态过程，虽与作业有所不同，但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应立足于知识技能的提升与人的成长和发展。“双减”背景下作业设计的无效性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以“布置”代替“设计”、以“数量”代替“质量”、以“对错”代替“反馈”。 (一)以“布置”代替“设计” “双减”背景下教师如何进行有效作业设计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推动“双减”政策实施的关键。设计出高质量作业本身十分困难，加之教师有效作业设计意识偏低与水平有限，使得部分教师奉行“拿来主义”，在有效作业设计上投入时间偏少。在教育实践中，学校或教师在给学生发放教材时会配备统一的练习册，教师上完课后为了省事往往会让学生进行配套练习，而不会亲自设计作业。这种“以资料为本”、以“布置”代替“设计”的方式，教师们屡试不爽，但这种无效性的表现会带来诸多弊端。具体而言：第一，题目重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这种状况在中小学复习阶段尤为显著，如同类型题目在这一资料上出现，又会出现在其他资料之中，很多教师由于工作较多而无暇设计或研究题目，导致学生重复练习，效率低下。第二，题目针对性低，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习题册中有些题目年代久远，其与教材内容的关联程度低、作业设计理念落后。以这类题目为作业，与实时变化的课堂、学生的学情必然不相符合，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学生学习兴趣低下，难以促进学生发展。第三，教师养成惰性思维，研究能力下降。教师进行有效作业设计也是其研究能力的主要体现，而在“拿来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教师的惰性与依赖性增强。久而久之，其创新能力、有效作业设计水平将会降低。 (二)以“数量”代替“质量” 教师一旦被“拿来主义”思想长期宰制，则会不加筛选地“拿”各种练习作业给学生完成，以“数量”代替“质量”，因为他们始终对“题海战术”深信不疑。教师这一行为表现的深层机理或可从行为主义理论加以阐明。教师囿于行为主义，尤其是受到刺激与反应联结理论的影响，会将作业量作为外界刺激，将学习效果作为期待的表现行为，使学生通过大量反复练习形成条件反射，加快学生做题速度，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教师“无意识”也“无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设计出质量高且有效的作业，只能借助大量的、机械的训练让学生加深知识记忆，增强知识迁移能力，以此增加学生对新题型的见识，以应付考试，取得高分。这种功利化、工具化思想裹挟下的作业设计是一种“去伦理化”设计，阻碍着学生对学习意义感与情感的获取，是对学生发展的不负责任。除此之外，“题海战术”与学生学习成绩、作业的“量”与“质”是否呈正相关还有待商榷。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有两种取向：其一，作业数量与学生成绩在不同年龄段上呈现出差异化。哈里斯·库里的实验指出，小学阶段，作业数量与学习成绩无关；在中学阶段，在一定范围内，作业时间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其二，作业数量与学习成绩呈曲线相关。由此可知，作业的数量与学生学习成绩并非呈正相关，一味地采用“题海战术”代替高质量的作业设计是无效的。 (三)以“对错”代替“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