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感谢逝川还是诅咒逝川.docxVIP

该礴逝JII还是诅咒逝III 20世纪末旅京访胜，朋友有诗《比目鱼》纪之，我也凑了首《蝶梦》与之呼应。前几天我向他索《比目鱼》以助 记忆，他怅然作答：流失在逝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该感谢逝川还是诅咒逝川呢？它淘洗了诸多旧痕，留下 的或更珍贵。此刻我尤想在逝川中捞回假设干蝶梦，当然是关于《性格的命运》的。是自恋情结作祟还是老无长进所致？ 我也搞不清，反正不算“朝花夕拾工 20世纪80年代确为激情燃烧的岁月，《性格的命运》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书中探讨的虽是古典小说的审美奥 秘，其间也澎湃着我的激情。本来在铺纸振笔之余心造一个读者促膝案前，与之作心灵对话，也不失为赏心乐事。然而 在当代中国“爬格子”并不是什么轻松的生存方式。世事纷扰，人心不宁。往往只得在夜深人静，妻孥鼾唱声起，才勉强 坐在案前，在灯花月色陪伴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点境界。可是没爬上两页纸，就有瞌睡虫来请安。每每带着悔恨躺下, 又期待第二日带着兴奋爬起。 当年在那仅可容膝的蜗居里，我夜以继日地书写着，虽苦犹乐。 书拖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出版。自跋中“我虽早过不惑之年”云云改了三遍，初曰“已届不惑”，再曰“已过不惑二 到某年夏出版在望就写成“早过”，没想到又过三年多才真的见书。可见其出版何等艰难。即使如此，我仍感激那个时代。 中学、大学时代受扰难以安心读书，尽管我酷爱读书。20世纪80年代终于能心安理得地读书、教书、写书，乐何如之。 我从小爱读小说，也曾做过小说创作的梦。然而在我生命最富梦幻的岁月里，往往苦于“想写的不能写，能写的不 想写”。写不成小说，就千方百计地将别人写的小说弄来昏天黑地地读。被放逐到“广阔天地”的日子里，在故乡昏暗的煤 油灯下，小说（当然不限于中国小说）几乎成了我的精神伴侣。20世纪70年代，我在师友的协同下，借得图书馆一隅, 竟引经据典地写了本《〈红楼梦〉诗词评注》。那本书虽极其丑陋，并早消逝在书的海洋中，但它毕竟不是“从几十条人 命看《红楼梦》主题”之类的东西。因而我视之为自己从事小说研究的起点。 或许是曾有的那点创作意识在鼓荡，或许是曾勉强读懂几部小说的那点审美经验所支撑，我在研究中（包括上课） 从不愿人云亦云，总喜欢讲些“自己所找到的东西”。当它们陆续诉诸报刊时，竟意外地获得了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称 许（有相当一局部为一些有影响报刊所转载，所评述），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与争鸣。我无法判断自己所言种种有多少 科学性，只是努力地投身到追求科学的过程之中去。 已发的文章，涉及中国小说的方方面面。1989年暑假，有友人极力怂恿我将其中关于中国小说审美艺术方面的文 字，拣出汇成一本书，说是它们远较那些正经八百的论文有“灵性”。有这错爱之誉，加上有出版社愿玉成此事，我就真 的操练起来了。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探讨中国小说中具体的人物性格及其命运，下编探讨中国小说自身的艺术性格及其命运。 “性格就是命运”这名言，虽出自西哲之口，却似富有禅味。我蛮喜欢它，因而生存活剥出个“性格的命运”作为全书 的总标。只不过在西哲是个肯定的话头，到我却成了个朦胧的意象。 书的副标更换过几次，先名为“中国小说审美趣谈录”，朱光潜先生之学术助手朱式蓉老师当时正在筹措《朱光潜全 集》的编辑出版，他以美学法眼视之说有媚俗之嫌，赐名“中国小说的审美构成”。自忖他对拙著期待过高，而拙著实难 拿出严谨的体系以副其名，因用了今题：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而实为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片面观。其间不免有鄙薄圆润 的“面面观”之意，却并不意味着我已到达了“深刻的片面”。只是希望从自己最感兴趣的角度切入中国小说的审美世界，从 假设干可串连的侧面，去寻求中国小说的行进线索。 在写作过程中，我只求一吐为快，力避学究程式与宏观空谈，即使是大题目也从细部着手慢慢道来。《世说新语》 式的审美片谈，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对之心仪已久，只恨自己永远写不到那“气韵生动”的境界。 本书的写作与平日的小说研究，都得到过恩师朱一玄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帮助。 一玄先生是中国小说史料学大师。他早年遭厄，晚年以极其顽强的毅力，锐意穷搜，在一个相当荒凉的基地上筑 起了一座中国小说史料的长城，嘉惠后学，功不可没，是那些轻视史料的空论家们所无法比较的。先生每有新编问世， 总先行赐我，甚至尚未刊行的编著，也允我先用，惠我良多。 先生在为我另一本关于《西游记》的书所写的序言，对我更是鼓励有加。他说： 我与钟扬同志相交数年，80年代初钟扬同志曾来南开大学中文系进修，朝夕切磋，情谊日笃。当时我正在从事古 典小说资料的编辑工作，钟扬同志经常提出中肯的意见，如对虞集《〈西游记〉序》的看法，便对我帮助甚大。以后书 信往返不断，并屡次拜读其寄赠的著作，深感其学术成就日有进益，必将推动古典小说研究的开展。 这实令我愧莫能当，唯有努力笔耕，以报答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