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读之里仁第四.docVIP

里仁第四 共26章 4.1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译） 孔子说：“居处在仁爱的邻居乡里中才是美。居处不选择仁，怎谈得上聪明智慧？” （注） 《集释》郑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 （记） 非常具体。今日大陆的居民委员会如能自觉向这个方向发展，更为扩展其调解、协商、和睦、关怀、帮助邻里的功能，岂不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可以突破原子个人主义和机械型集体主义的弊病，而起着稠密人际关系和人道情感的功能。正因为以情为体，儒家总肯定此世间生活即为美、为善，不必硬去追求来世、彼岸或天国的美善。《楚辞·招魂》描写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是可怕的猛兽妖魔，不可居处，还是回到这块人间故土上来吧，似深受儒学影响，此乃“里仁为美”的深意。我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特征是“一个世界”，即这个充满人间情爱的现实世界，即以“里仁为美”也，而与其他文化的两个世界（天国人间）颇不相同。 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译） 孔子说：“不仁的人，能长期坚持在困苦环境中，也不能长期坚持在困苦环境中，也不能长期居住在安乐环境中。仁爱的人享用仁，聪明的人追求仁。” （注） 《朱注》：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 《集释》［皇疏］：约，犹贫困也。……乐。富贵也。……禀性自仁者则能安仁也。……智者，谓识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见行仁者若于彼我皆利，则己行之。 （记） 这也就是孟子所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说得委婉诚挚，孟子说得刚健高亢，时代有异，风格不同。“利仁”如参照《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等，亦可作“利益”“利用”解。 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译） 孔子说：“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喜欢人，憎恶人。” （注） 《朱注》游氏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 （记） 谁不能喜恶？这里依然是说，虽喜恶也并非一任情感的自然，中仍应有理知判断在内。《礼记·曲礼》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更表现出这一点。这样，喜恶才不只是情绪性、更不是生物性的反应，而只有“仁人”（真正具有人性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可见，“仁”不能等同于理（包括“天理”）而是其中有理又有情，即仍是某种情理结构的展现。此情包括恶（不喜欢、憎恶），亦足见仁者并非是非不分义理不问的好好先生。但这种“是非之心”不只是理知判断，或服从某种先验的律令态度，它是融理于情的人生态度。这与西方讲的“是非”、康德讲的实践理性，仍大不同。中国的“是非”不是中性的事实陈述，而总或多或少含有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在内。钱穆《论语要略》：“仁者……以真情示人，故能自有好恶。……从来解此章者，……都不识得‘能’字。”“知当知识，仁当情感，勇当意志。而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情感者，心理活动之中枢也。真情畅遂，一片天机”。梁漱溟说，欲望是以个人主体为重，情感则以对方及双方关系为重（《中国文化要义》）。均以重情感为中国文化特点所在。 4.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 孔子说：“真决心努力于仁，也就不会做坏事了。” （注） 《朱注》：苟，诚也。杨氏曰：苟志于仁，未必无过举也，然而为恶则无矣。 （记） “仁”在这里几乎像“魔法”了。只要心向往之，也就可以从善如流或改恶从善。朱熹解“仁”为“爱之理，心之德”。从而把“仁”说成“天理”，殊不知如此一抽象，就失去了那活生生、活泼泼的人的具体感性情感内容而成为君临事物的外在律令，歪曲了“仁”不脱离情感的（本体不离现象）的根本特点。不做坏事仅变成服从于外在律令，而非心理情感的塑建和改变。这是如何把握原典儒学一大要点，前面已多次提到，这里再重复一遍。此章尚涉及“意向性”问题，暂略。 4.5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译） 孔子说：“发财和做官是人们所愿望的；不用正当方法得到，不接受。贫穷和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不去掉。君子失掉仁，还算什么君子？君子一刻也离不开仁，匆忙急促的时候是这样，困难奔波的时候也这样。” （注） 《朱注》：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终食者，一饭之顷。 《集释》［礼记·坊记］：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荀子性恶篇］：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谢氏墉校注：此言仁之所在，虽贫穷甘之；仁之所亡，虽富贵去之。 （记） “仁”之所以能贯串一切行为、活动、态度、人生，并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天理”、“性体”，而是一种经由自觉塑建的心理素质即情理结构的原故也。这也是今日如果要发展儒学，而需要与宋明理学以及现代宋明理学（以冯友兰、牟宗三为代